当我们谈论现代书法界书法问题的历史渊源时,我们不能忽视康有为的名字。
康有为是理解整个中国书法史的重要人物,整个中国书法史跨越了大约200年,如果以康有为为突破口,文史领域的很多问题、很多现象都将得到解决。
想要了解康有为,就得从他的身份开始。
1. 对孔子的挑战
康有为最为人所知的是晚清维新和戊戌维新运动的领袖和领袖。变法失败后,他们绝望地逃离祖国,只有七君子受苦,真是悲惨。
另外,康有为是一个非常“机智的人”,给自己的弟子们冠以“圣人”的称号,这其实是巴卡迷中流行的一个称号。
比如他自己就将自己比作孔子,自称“长苏”。这是因为孔子的绰号是“肃王”。长苏的意思是我比孔师厉害,说明康有为很有野心。
不仅如此,他还给弟子起同名,如弟子陈全秋为“朝惠”(颜回之上),梁启超为“夷辞”,麦孟华为“贾孟”(孟子之上)等等。 “越极”一词,意为守数、取人参,草塔里都有这个意思。这些都具有独树一帜、全面超越孔子、超越儒家的意义。
2. 政治理想
那么康有为为什么如此自信地认为自己能够超越孔子,成为新一代的思想领袖呢?他的理想在今天看来有些迂腐,但他的理想却有如传统儒家的洗礼,到底是什么给了这些士大夫知识分子以称庞空为圣人的勇气和耻辱?
我相信,这就是康有为当时的政治理想,是变法救国的一种方式。
当然,这只能说是他个人的看法,一厢情愿并不真实,改革的失败证明他的想法是错误的,经不起历史的检验。
然而,当时蒋有为从海外“窃取”了这些思想,他仿佛发现了宝藏,觉得邻国日本突然变得比当时的清政府更加嚣张的时候到了。成为新圣人,超越孔子的千古圣人的机会已经到来。因此,夸大自己也是合理的。
毕竟,如果你成功了,你一定会出名。
然而,理想太脆弱,经不起现实的影响,改革被习近平扼杀在摇篮里。康有为的政治理想也落空了。
然而,在形成这一政治理想的过程中,康有为努力尝试,但最终不知道自己是成功还是失败。
因此,他努力写作,出版书籍,到处宣扬自己的理想。
然而,这个过程有点像孔子或孟子周游世界宣扬他们的政治思想。当然,康有为必须盯紧的人只有一个,那就是光绪皇帝。
他拼命地联系、写信给光绪和各位高官,以传播他的这套主张。不仅如此,他还极力将这套想法以各种形式包装起来,向外界兜售。诗歌就是这样的一个例子,它保留了古代传统士大夫不理解这些价值观的浓厚氛围。这条线路充满了国民服务和改革。
当然,与书法也不无关系。
3、书法书写的政治宣言
康有为将一系列政治思想包装进书法理论,打开了潘多拉魔盒,给现代书法界带来了颇具争议的变化。
因此,综观这一点,我们基本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广艺舟双楫》只是康有为为了实现自己的政治理想而写的一份宣言。
因此,《广艺舟双楫》本质上是为了某种信仰而写的艺术,而不是为了艺术而艺术。在这种情况下,一些想法和结论可能会非常值得怀疑。
《广艺舟双楫》作为一系列伪装成书法的宣传小册子,认为唐代的传统书法是可憎的、过时的,因此提出了“唐”一词,泛指唐代书法的一切成就。已被删除。唐代。
为了支撑自己的改革思想,康有为大力倡导当时新兴的金石书法,提出了“保护石碑”和“尊重碑记”的思想。
因为改革思维的逻辑是,只要是旧的、传统的就坚决反对,只要是新的就坚决支持。所以,北唐上北为何当皇帝就很容易理解了。
4. 击中正确的位置
这个道理影响了无数人。您可以在这里找到许多事情的提示。
北唐的说法不但虚假,而且极其统一、武断,更加极端。
然而,康有为的别有用心却意外地为中国书法或金石研究打开了另一扇颇具争议的大门。
不可否认,康有为变法的决心和信念,引起了书法的变革,调整了整个中国书法体系,极大地拓展了艺术表现的范围,但原本粗俗而优雅的书法,一度被认为是困难的,正在逐渐流行。被人们所接受。
后来的所谓白话运动或者新诗运动都可以在这里找到历史根源。因为所谓俚语和小说,无非是为当时人们认为不文明的行为辩解和纠正的作品。
此后,康有为不再满足于理论上的空谈,他的书法实践也开始向书法论着的主张看齐。
不过,说到康有为的书法,还有很多深度有待探讨。
5.真正的康有为
如果你仔细观察康有为的书法,就会发现他的书法蕴含着很多书法元素,并非纯粹的碑学技法。许多文体和布局都有铁血的影子。
这并不难理解。因为在康有为的潜意识深处,他基本上是一个传统的文人,一个传统的儒家知识分子。
所谓具有现代启蒙意义的思想,与其说是他的政治理想,不如说是他实现个人夙愿的工具。
他真的那么担心清朝的安危吗?不必要。
前面我提到,康有为自称为圣人,并给他的许多弟子冠以类似孔子弟子的称号,可见他内心深处对传统的力量深信不疑。
就个人理想而言,他无法冲破传统儒家体系的狭隘圈子,只是简单地将传统儒家最高人物孔子作为超验对象。
因此,他对自己所说的改革方案的相信程度如何,值得怀疑。戊戌变法一揭晓,他跑得比谁都快。
至少七君子比他更相信这一点。
一个人只有能够为一个理想奉献自己的一生,他才能真正相信那个理想。
六、作家普遍的分裂、矛盾、无奈心理
为此,康有为有着深刻的分歧。这种划分是传统与新兴之间的争论和撕裂。
这种划分不仅体现在康有为的书法上,作为一个鼓励碑文、压制碑文的人,他的书法最终走上了碑文与碑文相结合的道路,遵循了民国文人常见的行为选择。反映了。
一方面,传统的力量和他小时候受到的影响让他深刻地意识到这些传统,或者至少它们的价值观证明了这一点。
无论我们说得多么花哨,它们总是具有欺骗性。无论他多么具有开拓精神,他都没有推翻皇帝的勇气,而皇帝在这场政治动乱中发挥了重要作用,这一事实证明他是一位真正有野心的传统学者,仅此而已。
后来袁世凯重新掌权,做了很多“努力”,但事实证明,康有为为了成名可以不择手段。如果改革创新能让他成为官员或圣人,他就会支持改革。袁世凯支持复辟,以为复辟后就能当上大官,但他很可能放弃了一切改革和理想。
真正相信改革的人是死去的七君子。
康有为心理特征的这种划分和矛盾,以及他对传统与新的态度和行为,构成了当时中国文人特有的心理表现。
比如,开创时代潮流的胡适,仍然沿袭旧社会的婚姻制度,与包办妻子白头偕老。这不仅是一个感人至深的故事,也反映了当时文学人物价值选择上的巨大矛盾和困惑。
7.在历史深处感到无助
因此,当我们读康有为的一生,或者审视民国知识阶层的动荡生活和命运时,什么是非是最肤浅的猜测。因为好与坏的区分不但无用,而且愚蠢,它麻木了人们的思想,使人在舒服的结论中睡着了。
真正了解历史,不是去了解历史规律,不是去获取鸡汤人生哲学,而是像陈寅恪先生一样,无奈地叹息、遗憾地走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