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易斯第一转折点，所谓的刘易斯拐点其实是指什么的转折点

青岛1 杨熙源2 岳龙华3

1 西南财经大学工商管理系教授、博士生导师。

2. 西南财经大学博士研究生，四川农业大学讲师。

中国社会科学院三级博士研究生，四川农业大学讲师

[摘要]“民工荒”在全国范围内持续蔓延，学术界对于中国是否已达到刘易斯拐点引发争论，准确判断对于政策制定极为重要。本文收集了1990年至2009年中国31个省份的面板数据，利用扩展南准则对中国刘易斯转折点进行了实证研究。原因表明中国已进入刘易斯第二个转折点。 (凝胶J20)

[关键词] 刘易斯转折点、缺陷点、商业化点

一、简介

近年来，“民工荒”在全国范围内持续蔓延，除了东部一些劳动力需求较高的州外，一些大量出口劳动力的州也出现了“民工争夺战”。劳动，熬夜。中西部地区。这一现象再次引发经济理论界和相关政策研究领域关于中国经济发展阶段是否已到达刘易斯转折点的争论。

许多学者认为中国已经进入刘易斯拐点，但也有人认为现在谈论刘易斯拐点还为时过早。蔡昉（2008，2010）考虑了与刘易斯临界点相关的诸多问题，如劳动力年龄、劳动力结构变化趋势、劳动力市场供需状况以及劳动力持续短缺等。中国的刘易斯先生总结说，一个转折点已经到来，劳动力无限供给的时代已经转变为劳动力有限供给的时代。王（2010）利用多年中国农产品成本调查数据，并结合一些宏观数据，对1980-2000年和2001-2008年两个阶段粳稻和小麦的生产绩效进行了估算。 2000年、2001年至2008年，粳稻、小麦的边际劳动生产率快速增长，人们认为“中国的刘易斯转折点已经到来”。耿源等(2008)从宏观和微观两个角度分析了劳动力供给状况和中国城镇化水平，发现刘易斯转折点尚未到来，劳动者的就业压力仍然巨大。案子。刘宏银（2009）通过对中国农业的研究，认为中国进入“刘易斯拐点”的工资水平是一种幻觉，从劳动边际生产率来看，中国仍处于我认为的水平。尚未达到“刘易斯临界点”。 ”。田岛敏夫（Toshio Tajima，2008）从农业劳动生产率角度观察刘易斯转折点，计算了中国稻米、小麦、大豆的成本变化和劳动力变化，发现中国将在2013年左右度过刘易斯转折点。我认为我做到了。 Minami等(2010)以失业率作为劳动力供求平衡的指标，考察了城市劳动力市场的变化以及高生产率、高工资的城乡地区之间的工资差距，函数的估计结果为劳动边际生产率和剩余劳动力表明，中国的刘易斯拐点尚未到来。 Yao等人（2010）利用1998年至2007年的州面板数据估算了剩余劳动力的需求和供给曲线。其结果是，劳动力需求不断增加，同时劳动力供给曲线因制度性工资上涨而继续右移，但尚未达到刘易斯转折点，存在大量剩余劳动力。使我们得出结论：刘易斯转折点已经到来，但尚未到来。

关于中国经济是否已达到刘易斯拐点的争论被认为主要源于以下几个原因。 (1)概念不明确。刘易斯的转折点从出现到费京汉·拉尼斯的发展经历了数次转变，学者们的理解不同，讨论的主题也不一致。有的学者讲“短缺点”，有的学者讲“商业化点”。 (2)刘易斯转折点理论的含义没有被准确理解。例如，转折点理论主要关注非技术工人，考虑“传统部门”，但在中国，这个传统部门应该是“农业”。有些学者不理解这一重要点。 (3)数据来源和验证方法不同。对刘易斯转折点的讨论学者们使用了多种数据和验证方法。正确判断刘易斯拐点对于正确判断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及时调整促进经济发展的政策措施十分重要。本文试图扩展日本学者南提出的刘易斯转折点判定标准，并用这些标准来检验中国经济发展的转折点。为了避免混淆，我们将刘易斯的第一个转折点称为“稀缺点”，将刘易斯的第二个转折点称为“商品化点”。

2. 南转折点的判断标准及发展

在用南先生的转折点验证标准考察中国经济时，南先生提出的验证标准是刘易斯先生的第二个转折点（即商业化点）的验证，这个标准可以直接适用于中国经济。必须注意的是，用它来验证是不可靠的。中国经济。因此，有必要根据刘易斯的两个转折点和三个发展阶段，拓展南方验证标准的判断内容。

标准1：非资本主义部门的工资和劳动边际生产率的比较。根据刘易斯（1989）的观点，在刘易斯的第一个临界点（稀缺点）之前，非资本主义部门的劳动边际生产率小于零。也就是说，农村剩余的转移发生在达到稀缺点之前。劳动力不影响农产品的生产。越过稀缺点后，劳动力的边际生产率逐年上升，大于零，但小于农业部门的实际工资。除了商业化之外，两者应该是等效的。这个标准不适合作为检验是否存在劳动力无限供给的标准，只能作为检验是否存在剩余劳动力的标准。

原则2：非资本主义部门工资与边际生产率之间的相关性。该标准侧重于工资和边际生产率。如果两者没有关系，则认为还没有到达短缺点，如果两者有关系但不相等，则可以认为已经到达短缺点，即劳动力的供给已经完成了。可以。如果我们从无限供应到有限供应，并且两者完全相关并且近似相等，我们就可以认为我们已经达到了商业化点。

标准3：非资本主义部门实际工资的变动。虽然用这个标准判断是否达到稀缺点时很难提供强有力的证据，但确定商业化点取决于非资本主义部门的工资是否有实际增长。实际工资的小幅上升趋势可能表明经济已经超过赤字点。问题是：随着经济的发展，生活水平也应该提高。因此，很难用这个标准来判断缺点，只能作为其他标准的补充。

准则4：工资不平等的变化。该标准通过观察非技术工人与技术工人工资比率的变化趋势来确定拐点。在达到商业化点之前，非资本主义部门的工资由最低限度的工资决定，因为劳动的边际产量低于由经济发展水平决定的最低限度的工资，而在达到商业化点之后，非资本主义部门的工资由最低限度的工资决定。非资本主义部门是确定的。 ——资本主义部门是由市场竞争原则决定的。在达到稀缺点之前，由于劳动力的无限供给，工资不平等相对稳定，但达到稀缺点之后，农村剩余劳动力的供给从无限供给变为有限供给。 -农业部门将不得不提高工资。随着劳动力的聚集，工资差距扩大，并呈下降趋势，直至达到商业化点，但如果工资差距的趋势保持稳定，则已达到商业化点。如果你看一下变化图，它就像一个Z形，第一个拐点是短缺点，后来的拐点是商业化点。

标准5：非资本主义部门相对于资本主义部门的劳动力供给弹性。在短缺点之前，弹性是无限的，因为非资本主义部门有无限的剩余劳动力供给，但达到短缺点之后，弹性变成有限正数，但一旦达到商业化点，弹性无限大，弹性值显着增大。减少。由于实际工资随着生存水平（或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而上升，判断非资本家实际工资与非资本家实际工资之间的曲线斜率是否达到临界点。作为指标。资本主义部门的劳动力规模呈现出不连续的方向，断点较低。

3. 经验证据

为了利用上述五个验证标准对中国经济发展阶段进行实证分析，有必要作如下解释。刘易斯理论的两个部门，即非资本主义部门和资本主义部门，应该分为农业部门和资本主义部门。相反，选择农村劳动力可以转移的行业（例如建筑业、制造业和服务业）。这里采用农村劳动力可以转移的部门，是因为劳动力转移不仅考虑收入不平等，还考虑就业的可能性。这与南所考察的日本情况有很大不同，南所考察的日本也将个体经营的家族企业纳入非资本主义部门。本文中的非技术工人和技术工人分别指的是农业部门的从业人员和农业部门转移的劳动力，两者之间的工资差距是考虑拐点是否到来的重要依据之一。当然，我们在确定拐点时不应忽视周期性效应的幻想。下面，我们通过中国政府公布的数据来寻找中国经济刘易斯拐点是否到来的证据，并对这个颇具争议的问题做出判断。

（一）农业部门工资与劳动边际生产率比较（原则一）

为了计算农业部门的边际生产率，这里使用使用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的扩展形式的生产函数方法。具体格式如下。

表1显示了根据方程(3)估算的结果。 1990-2009年整体估计的劳动力生产弹性为0.0014，经济上不显着，但统计上显着，而且从期间估计来看统计表现不是很好，虽然不显着，但也并不显着。从估计来看显着。尽管区域虚拟变量的统计表现，在1996年至2000年为负值，在2001年至2005年几乎为0，在2006年至2009年为正值，并且可以看到劳动力的生产弹性在上升。虽然意义重大，但东部地区与其他地区虚拟变量符号的变化表明，当前东部地区的产业结构发生了本质性的变化，农业不再是东部地区经济发展的一部分。 1990年到1995年东北地区呈现负数，说明这个时期东北地区是中国的工业基地，农业在其发展中处于次要地位，说明他发挥了作用。虚拟变量符号的变化也反映了地区间经济发展的差异和产业结构调整轨迹的变化。 Minami等人（2010）估计的劳动力生产弹性大于0.2。 Wang（2010）估计，1980年至2004年的劳动生产弹性为0.183，2005年至2009年的劳动生产弹性为0.337。这两个估计都比本文的估计要大。Minami et al. (2010)很可能使用了农业投资资本存量。根据他们的数据来源，本文的估计中没有提供农业投资的几种状态。他们的估计数据缺失值过多，忽略了农业投入要素的结构性差异，因此被高估，认为得到了合理的估计结果。王（2010）用粳稻估算了劳动生产弹性，但这种估算方法忽略了地区差异和粮食作物生产要素投入的差异。

图2 农业部门工人年平均实际工资和最低生活工资的变化趋势

注：数据取自表2。

从图2可以看出，1990年以来农业部门职工实际年平均工资有所增长，但增长速度相对缓慢。农业部门职工的平均实际工资始终低于最低生活工资，表明农村居民无法依靠纯农业收入来满足基本消费水平。从民生角度看，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不仅有外部驱动力，内部驱动力也发挥着重要作用。随着经济的发展，最低生活工资不断提高，扣除最低生活成本增长因素后，农业部门劳动力年平均实际工资水平上升速度十分缓慢，增幅不明显。从拐点看中国经济尽管中国经济已经走出供给短缺阶段，但还没有迹象表明中国经济接近商业化阶段。

（4）工资不平等的变化（原则4）

非技术工人与技术工人的工资比率，即农业部门实际工资与农村劳动力可转移部门实际工资的比率。这里，选择农村剩余劳动力可转移部门的工资作为技术工人的工资，这是由于托达罗（1969）提出的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取决于两个条件，它是基于两个条件。其次是城乡收入差距，其次是在城市获得就业机会的能力。国家统计局调查数据显示，农民工就业的主要行业是制造业、建筑业和服务业。图3显示了农业部门年平均实际工资与农村劳动力转移部门工资差距的变化趋势，可以看出，其为0.26。自2000年以来，这一比率一直在0.25左右波动。这是因为在2000年之前，农村剩余劳动力的供给是无限的，所以农业部门的边际生产率始终处于很低的水平，因此该部门的工资水平也一直很低，并且显着降低。没有任何变化。

弹性

图5显示了农村劳动力迁移对数与农村劳动力工资对数之间的关系。这条曲线标志着1997 年的转折点。 1990-1997年平均弹性为0.75，1998-2000年平均弹性为1.3780，2001-2009年平均弹性为0.7319。从上述计算可以推断，1998年至2000年平均弹性较前后两个时期的较大波动很可能是受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外部影响的结果。事实上，排除这种外部冲击的影响，1990年至2009年农业部门农村剩余劳动力向可转移部门的供给弹性保持相对稳定，平均弹性为0.9829。因此，我们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剔除1997年经济危机带来的变化，劳动力供给弹性一直维持在0.75左右。这个事实有理由解释，根据标准V，中国农村地区的剩余劳动力已经从无限供给转向有限供给，中国经济已经超过了稀缺点，但图5没有提供任何证据表明它正在接近或缺失。它已经过了商业化的阶段。

基于以上分析，中国刘易斯拐点的特征事实总结如下。

首先，从1990年到2009年，中国农业部门劳动边际生产率虽然处于较低水平，但一直在提高。从各个时代的回归来看，虽然统计上不显着，但劳动力的生产弹性呈现出递增的特征。从全国31个省份的面板数据回归结果来看，对农业增长的主要贡献是土地、化肥、农机等生产要素，劳动力的贡献很小。回归结果还显示了产业结构调整速度的地区差异，东部地区明显快于中部、西部和东北地区。测算结果也反映出，我国农业仍属于规模化传统耕作模式，实现集约化现代农业耗时较长，科技因素作用尚不明确。

其次，1990年至2009年农业部门年平均实际劳动工资与劳动边际生产率之间的相关系数没有发生显着变化。相关系数在0.85左右波动，可以作为中国经济已经度过刘易斯第一次拐点的参考证据。

第三，农业工人平均实际工资虽然有所增长，但仍低于最低生活工资水平。也就是说，农村农业收入本身就低迷，农业部门工资与劳动边际生产率存在较大差距。

第四，非技术工人与技术工人的工资比率一直在下降，但2000年以来这一比率一直维持在0.2左右，而且幅度极小。观察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主要行业的实际工资趋势，我们发现，2000年以来，除了制造业工资水平大幅上涨外，其他两个行业的工资水平没有变化。意义重大。我理解这一点。这也表明，2004年以来的“移民劳动力荒”与这些行业的低工资有一定关系。

第五，除1997年受东南亚经济危机影响出现拐点外，农业部门向农村劳动力转移部门的劳动力供给弹性总体保持非常稳定的水平。

4。结论

综上所述，尽管中国经济似乎已经越过第一个刘易斯临界点，即“短缺点”，但有充分的理由证明中国经济正在接近或达到第二个刘易斯临界点，但目前还没有。即“商业化点”。本文并没有指出刘易斯拐点具体何时到来，但正如Minami(1968)所指出的，刘易斯拐点是一个时期，而不是一个时间点，这意味着中国的刘易斯拐点将会到来。有助于澄清有关是否已完成的争论。到达的。对于中国这样典型的二元经济国家来说，推动“商业化点”早日到来无疑具有战略意义。 “商业化点”是二元经济转型过程的目标或终点，但转型过程可能会在经济到达这一点之前结束。因此，现在的关键问题是，经济能否到达“短缺点”，并找到一条前进的道路，克服劳动力配置过程中因粮食短缺而导致发展停滞的障碍。未来，我们对刘易斯临界点的研究应该关注与“商业化点”相关的公共政策，而不是临界点本身。我们需要未雨绸缪，认真思考一旦突破“赤字点”，未来中国经济将面临哪些变化和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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