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哲学的语言转向，在哲学家看来语言是存在的家园

\r 第一章引言\r\r 对语言的关注是现代哲学的一个非常突出的特征。 “语言转向”被称为20世纪的哲学革命。长期以来，“哲学的首要任务是分析语言”不仅是一句高喊的口号，也是哲学研究的指南。语言学分析已形成强大的思潮。这种思想倾向对哲学研究方法、哲学论文风格乃至人们对哲学本质的看法都产生了深刻而重大的影响。语言哲学由此诞生并成为一个重大而重要的研究领域和方向。今天，语言哲学不再像以前那样被认为是唯一重要的学科，但现象学、解释学、科学哲学、心灵哲学等学科都受到关注和研究，甚至接受学术训练。尽管商业伦理、女权主义、后现代主义等方面的研究也很活跃，但语言哲学仍然是哲学研究中非常重要的领域。已故的弗雷格、罗素、维特根斯坦、卡尔纳普等人被认为是20世纪最伟大的哲学家，也被认为是语言哲学的主要代表。当今该领域最著名的学者，如奎因、达米特、戴维森和斯特劳森[1]，也是最重要的现代哲学家。当前，语言哲学的研究在不断深入，同时，语言哲学的研究范围在不断扩大，语言哲学所涵盖的内容也在不断扩大。它变得越来越宽。本书无意于详细介绍和讨论语言哲学的内容和思想，而是结合语言哲学的一些主要内容和思想来分析和讨论现代逻辑在语言哲学中的作用。旨在。从而讨论现代逻辑在哲学中的作用、意义和重要性。在开始这项工作之前，有必要简要总结一下语言哲学的研究现状。

\r\r 注意：

\r \r [1] 在过去的十年里，奎因、戴维森和斯特劳森也相继去世。 —— 转载笔记（带“*”的为转载笔记，下面不包括个别笔记）

\r\r 1 研究现状\r\r 1.1 语言哲学与分析哲学\r\r 有些哲学家认为语言哲学与分析哲学没有区别，或者区别不大。例如，达米特认为弗雷格是分析哲学的创始人，他的《算术基础》是“分析哲学的第一部著作”[1]。不过，他也认为弗雷格可以被认为是语言哲学之父，他的语言哲学是一种意义理论。 [2]又如，弗雷格、罗素、维特根斯坦等有时被称为分析哲学的主要代表，有时又被称为语言哲学的主要代表，而这些说法大多以人为本。想法和讨论。一些哲学家认为分析哲学的核心是语言哲学。例如，斯特劳森宣称“语言哲学是分析哲学的核心内容。” [3]又如，塞尔写道，“在20世纪分析哲学的传播中，语言哲学在整个哲学领域占据（有人会说占据）核心地位。”我相信这一点[4]。此外，分析哲学家普遍认为语言哲学是所有其他哲学的基础。 [5] 这给人一种分析哲学的主要内容和核心是语言哲学的感觉。因此，归根结底，语言哲学和分析哲学之间没有根本区别。

\r \r 相反，许多人认为语言哲学和分析哲学是不同的，应该加以区分。例如，大卫说，“语言哲学和分析哲学不应该混淆。语言哲学是哲学的一个分支，与艺术哲学、宗教哲学和心灵哲学等其他哲学领域并列。”他们有自己的主题，但它们并不是分开的。分析哲学是一种涉及特定语言概念的哲学研究方式。人们使用概念来分析和分析许多来自与这些不同领域的东西。我们想要解决问题。”[6]根据这种观点，语言哲学是一门哲学学科，但分析哲学不是一门哲学学科，而仅仅是一种方法。这个想法与上面的想法显然不同。

\r\r 面对这样的观点和争论，我们自然会问：语言哲学和分析哲学有区别吗？有什么区别？为了解释这个问题，我们首先做一点历史考证。

\r \r 语言哲学出现于20世纪20年代和1930年代，甚至更早，但其最蓬勃的发展发生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在20世纪50年代和1960年代，“语言哲学”一词也出现在学术界，特别是在牛津学派的“普通语言哲学”中，但一般来说，“语言哲学”作为一个领域学习或术语有一点需要指出。 “分析哲学”通常用来形容一种学术思潮。比如费格尔编辑的经典著作出版于1949年，收录了当时发表的一些最重要的论文，标题为《哲学分析读物》。另一个例子是Charlesworth 于1959 年出版的《哲学的还原》。虽然本书主要讨论的是分析哲学运动，但它也用了一章来讨论“普通语言哲学”[7]；而且，正如美国哲学家卡普兰在20 世纪60 年代所指出的那样。分析哲学的哲学思潮是“目前英语国家最有影响力的哲学思潮。在美国和英国的几乎每一所大学里，人们所谓的哲学实际上就是这种思潮。在几乎所有的美国和英国的大学里，分析哲学的哲学思潮是“目前在英语国家最有影响力的哲学思潮。在美国和英国，所谓哲学，实际上就是指这种思想倾向。从年轻一代哲学系学生的角度来看，这个思路无论如何是最令人兴奋的。而且它很有前途。在欧洲大陆国家，它根本没有地位。 ”[8]。

\r\r 在20 世纪60 年代末，尤其是20 世纪70 年代，“语言哲学”一词频繁出现，如Searle 的《语言哲学》(1971) 和《弗雷格的语言哲学》( 1971).并已被频繁使用。 ）达米特（Dummett）（1973）等作品均发表于20 世纪70 年代。再比如，French等人编辑的1979年的书《当代语言哲学概观》，在引言中明确指出： “它表现为哲学所关注的哲学，而且也许是哲学所关注的最基本的哲学。”[9]

\r \r 虽然上面的例子可以说是不完整的，但也可以粗略地说明“分析哲学”先于“语言哲学”。这场运动不是“语言哲学”，而是“分析哲学”。而且，从这些讨论中我们可以看出，分析哲学虽然不是一门学科，但它绝不是一种单纯的方法，而至少是一种运动和思潮。顾名思义，运动是一定规模的行动过程，思潮是一定规模的思想倾向。因此，这两种说法仅涉及分析哲学在哲学界的形式、发展和影响，而不涉及分析哲学本身的内容。没有空洞的运动，没有没有内容的思想倾向。只要人们能真正看到、感受到可以称为分析哲学的思潮和思潮，就一定有真正的分析哲学。因此，分析哲学是存在的。这样，说分析哲学是一门哲学学科或研究领域，一点也不为过。然而，似乎有理由认为，这种哲学运动和思潮具有分析方法的特征，因此分析哲学仅指哲学研究的方法。无论如何，语言哲学确实是一门哲学学科。语言哲学是从分析哲学发展而来的，这也是众所周知的事实；换句话说，有一种哲学，先叫分析哲学，后来叫语言哲学。因此，语言哲学和分析哲学应该有一些共同点。达米特认为，分析哲学与其他哲学的主要区别在于，分析哲学认为，首先，可以通过对语言的逻辑分析来实现对思想活动的哲学解释；我们认为这只能通过这种方式来实现。并且无法以任何其他方式实现。可以实现广泛的解释。 [10]确实，通过对语言的逻辑分析来获得本体论和认识论的结果，是分析哲学和语言哲学的共同特征。

\r \r 从《分析哲学》的名字来看，有强调和强调分析，从《语言哲学》的名字来看，有强调和强调语言。这里显然有一个区别。换句话说，20世纪的语言分析运动最初关注的是分析，然后是语言。所谓分析，就是指那种方法。所谓语言，就是指对象，分析的对象。从表面上看，这是强调同一件事的两个不同方面。因此，认为分析哲学和语言哲学之间没有区别可能是合理的。但强调方法和强调目的其实是有很大区别的，下面我们会看到，强调语言，把语言放在突出的位置，最终会产生意想不到的后果，你要小心生孩子。

\r\r 1.2 语言哲学和语言哲学\r\r 在西方哲学文献中，语言哲学一词有多种使用方式。英文有两种：一种是“philosophy of language”，另一种是“philosophy of language”或“philosophy of Linguistics”。除了英语中的类似表达之外，“Sprachphilosophie”或“Philosophie der Sprache”的表达在德语中也很常见。为了区别起见，本书使用“语言哲学”一词来表示“语言哲学”或“语言哲学”。

\r \r 在有些人的作品中，上面的两种英文表达是没有区别的，但是在很多人的作品中，是有区别的。例如，塞尔说：“区分语言哲学和语言学哲学非常重要。语言学哲学包括分析自然语言中单词的含义和分析单词之间的逻辑关系。我相信试图解决哲学问题.语言哲学包括尝试分析语言的一些基本特征，例如意义、所指、真理、验证、言语行为和逻辑必然性。 “语言哲学”是哲学中的一个学科，而“语言哲学”“语言”首先是一种哲学方法的名称[11]。尽管塞尔做出了这样的区分，但至少在他自己看来，他主要从事的是语言哲学的研究。而且，哲学家一般不区分语言哲学和语言哲学，或者专注于语言哲学的研究。相比之下，有许多语言学家和哲学家的主要背景是语言学，他们特别强调语言哲学。特别是在20世纪50年代和1960年代，现代逻辑方法的应用导致了语言学领域的革命性变化，产生了乔姆斯基的变革性生成语法，在20世纪70年代和80年代又出现了另一种蒙塔古语义学。语言学领域的这些成就给人们看待语言和语言学的方式带来了许多根本性的改变，语言研究取得了长足的进步，但许多语言哲学家也谈到了语言哲学。

\r \r 在研究语言哲学的人中，我认为卡茨和福多是比较有意义的代表。下面，我们主要用卡茨观点的变化和发展来解释语言哲学和语言哲学的区别。 20世纪60年代初，卡茨认为语言哲学是语言学哲学，是一门类似于心理学哲学、数学哲学和物理学哲学的学科。 [12] 不过，他很快就改变了主意，并在其1966年出版的书《语言哲学》中写道：科学哲学、数学哲学、艺术哲学等，是人们努力从语言表达和交流的方式中了解概念知识的领域。基本假设是语言形式和内容之间以及概念形式和内容之间存在紧密的联系。因此，语言哲学的特殊任务是发现这种关系，并根据概念的结构知识得出关于概念的结论。从知识结构中得出的语言推论……因此，语言哲学是一个独立于语言哲学的领域，语言哲学是科学哲学的一个分支，其主要关注点是检验理论。 [13] 这表明语言学与科学、数学、艺术等领域有相似之处。因此，正如哲学中有科学哲学、数学哲学、哲学等研究领域一样，也有语言学、哲学等研究领域，以及艺术等研究领域。语言哲学是关于一般语言的形式和内容以及概念形式和内容之间的关系的哲学。因此，语言哲学不同于语言学哲学。

\r\r 在20 世纪70 年代，卡茨出版了一本名为《语言学哲学》 的书，其中他得出结论：“数十年的此类分析教会了我们很多关于英语的知识。”并批评了日常语言所使用的语言分析方法。哲学家。 “不是提供对语言结构本质的洞察的原则，而是关于词语如何规范其使用的非常具体的事实”[14]。他试图构建一种以语言转化理论为基础的语言哲学。他认为，“语言哲学区别于其他哲学学科的特殊任务是，它试图在洞察能够表达和交流知识的语言结构的基础上揭示概念知识的结构。”我相信。一种语言哲学概念首先是（1）什么是自然语言以及学习自然语言的最佳方法是什么，以及（2）语言概念与引起哲学问题的概念之间的关系。概念如(3)。 ）自然语言研究的结果如何与哲学问题的解决方案的表达联系起来”[15]。在这些讨论中，所谓的“语言学概念”和“自然语言研究结果”显然是指语言学。因此，他所指的语言哲学显然是从语言意义上考虑的，或者至少是侧重于这一方面的。

\r\r 到了20 世纪80 年代，卡茨的观点得到了进一步发展。 1985年编辑出版了《语言学哲学》一书[16]。他在这本书的序言中提出了一个非常有趣的观点。他认为20世纪哲学中出现了两次语言上的转变。在第一个也是最值得庆祝的秩序中，语言成为哲学家的主要关注点，从而脱离了十九世纪的唯心主义哲学。在第二次转折中，语言学成为哲学家的主要关注点，他们希望在科学的基础上思考语言。这一时期的主要人物是奎因，但最重要的人物是乔姆斯基。卡茨本人试图推动第三语言的转变。他认为，在第三轮中，语言学的基础引起了试图从语言科学角度考虑语言的哲学家的极大兴趣。卡茨的观点显然是从语言学家的角度出发的，或者至少非常偏向于语言学家的角度。语言哲学家当然认识到语言的转变。但如果乔姆斯基在语言学领域形成的革命也是哲学领域语言的转折，那么这对于语言哲学家来说是相对较新的。至于哲学的第三次转折将在语言学家的工作的基础上形成的观点，这种说法可能会令语言学家高兴，也可能会进一步不利于语言哲学家。

\r \r 不管卡茨的观点是否合理，至少表明他主要是从语言学家的角度来考虑这个问题的。但我们可以看到，他不仅称第二语言哲学家为语言哲学家，而且也称第一语言哲学家为语言哲学家。从这个意义上说，他似乎对语言哲学和语言学哲学没有什么区别。

\r\r 1.3 泛语言哲学\r\r 如前所述，语言哲学是20世纪“语言转向”的产物，是分析哲学的发展和延续。虽然它的研制生产只有几十年的时间，但研究成果却数不胜数。如果我们仔细审视当今的语言哲学文献，我们会发现两个非常显着的特征。语言哲学的特点是定义多种多样，语言哲学史的著作相继出版，语言哲学的历史可以追溯到苏格拉底之前。苏格拉底时代。事实上，第二个特征也是由第一个特征产生的。而原因就在于“言”。

\r\r 语言哲学，从字面上理解，一定和语言有关。语言的范围很广，研究涉及与语言相关的许多领域，如语言学、心理学、人类学、社会学、文学批评、数学、逻辑学、计算机科学等，因此语言研究被认为是哲学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您还可以扩展到这些不同的领域。换句话说，从不同的角度出发，形成不同的语言哲学似乎是可能的。例如，阿尔斯通认为，哲学家通常探讨的与语言相关的问题形成了一种松散的交织关系，并找到将这种关系与语法学家、心理学家和语法学家联系起来的明确标准，我认为这很困难。还有一位人类学家。因此，他认为语言哲学比大多数其他哲学领域更难定义，并且没有语言哲学那样明确的统一原则。 [17] 作为另一个例子，亨尼格菲尔德认为，语言的主题范围从解释语言所定义的世界图景到试图理解如何普遍掌握语言规则。我们认为，这包括试图提出：财产。从研究人类到试图证明动物已经具有语言能力，从将哲学等同于语言分析，到将语言哲学视为提出哲学问题的外围领域，等等。他认为语言哲学是无法被定义的，因为从不同的范围研究，就会有不同的语言哲学。 [18] 我不会陷入类似的争论。事实上，很多人认为语言哲学很难定义，也很难获得完全清晰的描述或解释。 [19]

\r \r 定义语言哲学并不容易，因此进行语言哲学研究或写一本关于语言哲学的书也非常困难。为了明确语言哲学的研究范围，我们必须考虑几种方法。例如，凯勒建议：

\r \r 语言哲学是研究语言对于人类意义的科学。通过这种科学主张，语言哲学有别于那些不系统、无法检验的问题。语言哲学系统地从语言出发，要么沿着语言的脉络去解决哲学问题，要么以对语言本身的哲学理解为目标，要么最终探讨哲学与语言的相互关系，要么你做。这样，就形成了语言哲学的不同方面，但所有这些形式的语言哲学都从语言对人类的重要性角度来考虑语言。 [20]

\r \r 在他的书中，他描述了沿着理想语言发展的语言哲学、沿着自然语言发展的语言哲学、沿着语言学发展的语言哲学，以及沿着语言学发展的语言哲学。人文学科。相关的语言哲学，以及来自哲学传统的语言哲学。 [21] 为此，亨宁菲尔德提出了以下要求：第一，语言哲学在语言与人类的本质关系中考虑语言的有用性和功能；因此，它具有人类学的尺度。其次，如果语言被认为是人类独有的，那么在研究语言哲学时就必须始终在普遍和普遍的意义上探索语言。第三，提出这些挑战有不同的可能性和方式。换句话说，语言哲学有多种形式。 [22] 本书不仅讨论了艾尔、赖尔、斯特劳森和奥斯汀的语言学思想，还讨论了舍勒、海德格尔、雅斯贝尔斯和梅洛-庞蒂的语言学思想。我国也存在类似的情况。例如，托吉拉在他的著作《现代欧洲大陆语言哲学》中，不仅讨论了洪堡、索绪尔这样的语言学家，也谈到了胡塞尔、海德格尔这样的现象学家，伽达默尔、李可这样的解释学，甚至包括布伦塔诺在内的许多思想家，它也谈到了。迈农、卡西尔、狄尔泰、哈贝马斯、福柯、拉康、皮亚杰等，关于语言的讨论被称为语言哲学，他的思想在他的著作《现代西方语言哲学比较研究》中得到了进一步系统的阐述、发展。 [23]

\r \r 以上只是一个例子，但无论如何，很显然，今天语言哲学名义下的内容是非常广泛的，甚至可以称得上是全面的。特别需要指出的是，这样广义的语言哲学与前面提到的分析哲学的核心或主要内容、或者区别不大的语言哲学有着根本的区别，是有必要的。因此，我把本节讨论的语言哲学称为泛语言哲学。

\r\r 1.4 语言哲学史\r\r 基于对“语言哲学”的广泛理解，语言哲学史著作层出不穷。许多哲学家不仅研究语言哲学，而且追溯其起源。在这些语言哲学史研究中可以发现两种主要观点。一种观点认为语言哲学起源于18、19世纪的德国哲学，另一种观点认为语言哲学是语言哲学的起源。它可以追溯到苏格拉底或前苏格拉底时代。这样的结论令人惊讶，因为它违背了语言哲学是20世纪特别是语言学转向以来的产物这一事实。这里人们不得不问：语言哲学是什么时候形成的？要弄清楚这个问题，首先有必要介绍一下上述两种观点。

\r \r 持前一种观点的人主要是对英美语言哲学的研究现状感到不满。达米特通过他的研究雄辩地证明了弗雷格是语言哲学的创始人。但他也认为弗雷格的思想没有受到外界的影响，而是他自己创造的。苏尔加、加布里埃尔等人对此观点十分不满，并指出弗雷格的思想起源于德国哲学传统并深受德国哲学传统的影响，而格鲁佩、克贝尔等人，特别是洛采对弗雷格的影响很大。知道它被给予了。 [24]

\r\r 如果说苏尔加和加布里埃尔的观点还局限于弗雷格思想的研究，那么克罗伦和施密特则在挑战整个英美语言哲学。 1971年，他们编辑出版了两卷本《19世纪作为语言批判的哲学资料汇编》。本书选取了19 世纪德国哲学家C.L. Reinhold 和O.F. Gruppe 与语言分析相关的论点。 ）、C. Hellmann、G. Gerber、F. M. Mller、G. Runze 等人。在本书第一卷的序言中，克洛伦写道：

\r \r 语言分析并不是英美独有的现象，它也真正根源于19世纪的德国哲学。这里选择的材料表明十九世纪的德国哲学已经达到了极其复杂的批判性论证，为维特根斯坦的哲学铺平了道路。在这些材料中，我们不仅看到了语言与思想相互依存的理论，与所有知识作为先验事实驻留在语言中的假设有关，而且还看到了用于排除形而上学的分析中的语言逻辑所能做到的。 [二十五]

\r\r 施密特在他的书第二卷的序言中指出：

\r \r 语言哲学已成为本世纪哲学研究的中心领域之一，特别是在英国和美国。这些普遍的担忧往往让人很难相信这种语言批判思维是从德国非常广泛的历史传统中产生的。虽然赫尔曼、赫尔德和洪堡的贡献在某种程度上广为人知，但更广泛地忽视的是十九世纪末提出的相关主题问题和尝试的解决方案。这些问题和答案涵盖了语言哲学的所有基本方面。 …以这种方式发展起来的语言哲学概念表明，关于语言、知识和形而上学的批判性思维必然是密不可分的，——，这就是为什么以前所有的语言都是哲学的一个特征。比维特根斯坦早得多，这种语言哲学就认为自己是一场彻底的“哲学革命”，最终米勒预言“所有未来的哲学都必须是语言哲学。”我当时也在场。 [26]

\r \r 克洛伦还对18世纪和19世纪的德国哲学进行了详细的研究，并在专着《语言和思想：18和19世纪德国对分析哲学的态度》中阐述了他的观点。他认为，这一时期的德国哲学形成了一场脱离传统思辨哲学的运动，这是因为它提供了一种重要的哲学态度。这一运动的思想家们小心翼翼地避免逻辑实证主义的片面结论，即语言分析是哲学的唯一任务，所有可解决的问题都留给逻辑学家和科学家。 [27]在这场运动中，语言分析和语言批评占据了非常重要和突出的地位，发挥了基础性作用。例如，米勒对语言和思想的本质有着非常深刻的理解。 “这些见解是如此重要，以至于我想知道为什么早期的哲学家没有意识到语言和思想的同一性意味着哲学的彻底革命。”通过这种认识，米勒得出结论：所有哲学都必须成为语言哲学。 [28]又如，哲学家们以语言批判的形式对传统思辨哲学进行了猛烈的攻击和推崇。 19世纪在这场革命中，使用了所有武器，从语言的逻辑分析到对形而上学对手的公然嘲笑……他们使用了比维也纳学派古老得多的哲学基础和科学方法。批判性地讨论了“和逻辑”的革命本质。实证主义”[29]。对氯的研究为我们提供了非常有趣的信息。显然，你可以看到一些当今流行的谚语，以及语言哲学中使用的一些术语，例如“语言分析”、“语言哲学”和“语言旋转”。 ”（“转折点”）等早在19 世纪就已经发生了。在我看来，这些材料固然重要，但更值得考虑的是克洛伦的观点。我的问题是：这些术语在今天的分析哲学或语言哲学中是否有任何思想内容或精神本质？

\r\r 与斯拉加、克洛伦等人的著作不同，关于语言哲学史的一般著作和讨论并不是针对语言哲学，而是针对“什么是语言？”或“什么是语言？”它围绕着这个问题。的语言。”例如，《语言哲学史》 于1994 年发布。本书作者亨宁·菲尔德强调，有五个中心方法论问题在重构语言哲学史的过程中发挥着决定性作用。首先，语言如何成为一个问题并因此成为语言的对象？哲学反思？第二，不同的起点能否形成统一的基本属性？第三，语言与其他哲学知识领域的关系如何？第四，语言的哲学讨论在什么意义上是连贯的？第五，在哲学分析中评估了哪些语义表征现象？[30]由此，作者想澄清和确定语言哲学的研究范围，但结果仍然很广泛。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语言哲学的历史自然可以追溯到古希腊。其他人则简单地认为，自从苏格拉底开始询问“当我们说……时，我们的意思是什么？”以来，语言哲学就已经存在了。 [31]

\r \r 确实，“语言哲学”这个名字并不是在20世纪首次出现的。据我所知，虽然它在19世纪没有作为一门学科出现，但确实以书名的形式出现，而且在19世纪至少有讨论语言哲学的著作。三卷本作品《古代语言哲学——论述关于语言的相似性和相异性的争论》 于1838 年至1841 年间出版。作者明确指出，本书“讨论了一个迄今为止尚未研究过的主题：古希腊和罗马最新发展的年表”。古代有的人认为语言只有相同，即规律和同一，也有人认为语言只有差异，即不规则和不一致。有些人是这么认为的。本书探讨了这场辩论，并将其称为“语言哲学”。 1881年，出版了一本35页的小册子《语言哲学的格言——从意志形而上学的观点看》，主要从最广泛意义上的语言的心理学角度研究意志的形而上学，其中与语言直接相关的18节是：是。表达的过程，理解语言的目的，“内在语言形式”的理性状态，词语与概念之间的交换关系，语言的运动，心理语言和精神语言，语言中因果关系的方法，语言[33] 由此可见，这些书的标题虽然是《语言哲学》，但它们讨论的内容应该主要属于语言学。这说明，即使被贴上“语言哲学”的标签，它也不一定具有语言哲学的本质，即不一定具有语言哲学的意义。

言转向所产生的分析哲学意义上的语言哲学的内容和实质。我们看到，上述三卷本的《古代语言哲学》于1971年作为“符号学文献系列”第一卷重新出版，书名改为《语言学》，这显然不是没有道理的。 \r\r 注释： \r\r [1]参见Dummett：Frege:Philosophy of Mathematics,Duckworth,1991,p.111。 \r\r [2]参见Dummett：Frege:Philosophy of Language,Duckworth,1973。 \r\r [3]参见江怡：《哲学的用处在于使人有自知之明——访斯特劳森教授》，载《哲学动态》，1996（10）。 \r\r [4]J.R.Searle：Philosophy of Language,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71,p.1. \r\r [5]例如，参见斯鲁格：《弗雷格》，江怡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9。 \r\r [6]Steven David：Philosophy and Language,The Bobbs-Merrill Company,Inc. 1976,p.2. \r\r [7]参见查尔斯沃斯：《哲学的还原》，田晓春译，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7。 \r\r [8]转引自涂纪亮：《分析哲学及其在美国的发展》，上卷，1~2页，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7。 \r\r [9]P.A.French、T.E.Uehling、H.K.Wettstein：Contemporary Perspectives in the Philosophy of Language,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1979,p.3. \r\r [10]参见Dummett：Urspruenge der analytischen Philosophie,Suhrkamp Verlag，1988,s.11。达米特在这里说的是哲学分析，但是从他具体的论述来看，实际上是逻辑分析；而且对语言的逻辑分析是一种公认的说法。 \r\r [11]Searle：Philosophy of Language,p.1. \r\r [12]参见J.Katz：“What's Wrong with the Philosophy of Language ”，in Inquiry,1962,vol.5。 \r\r [13]J.Katz：The Philosophy of Language,Harper and Row Publishers,1966，pp.4-5. \r\r [14]J.Katz：Linguistic Philosophy,Redword Press Limited,London，1971,p.182. \r\r [15]Ibid.，p.183. \r\r [16]J.Katz：The Philosophy of Linguistics,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85. \r\r [17]参见William P.Alston：Philosophy of Language,Prentice-Hall,Inc.1964,p.1。 \r\r [18]参见J.Hennigfield：Die Sprachphilosophie des 20.Jahrhunderts,Walter der Gruyter,Berlin，1982,s.2。 \r\r [19]例如，还可以参见Albert Keller：Sprachphilosophie,Verlag Karl Alber GmbH,Freiburg/Muenchen,1979，s.12；F.v.Kutschera：Sprachphilosophie,Wilhelm Fink Verlag,1975,s.13。 \r\r [20]Albert Keller：Sprachphilosophie，Verlag Karl Alber GmbH,Freiburg/Muenchen,1979，s.13.参见涂纪亮：《现代欧洲大陆语言哲学》，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4；《现代西方语言哲学比较研究》，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 \r\r [21]参见上书，ss.12-15。 \r\r [22]参见J.Hennigfield：Die Sprachphilosophie des 20. Jahrhunderts,Walter der Gruyter,Berlin，1982,s.4。 \r\r [23]参见涂纪亮：《现代欧洲大陆语言哲学》和《现代西方语言哲学比较研究》。 \r\r [24]参见H.Sluga：Gottlob Frege,1980；G.Gabriel：Lotze und die Entstehung der modernen Logik bei Frege,Einleitung zur Hermann Lotze:Logik,Erstes Buch.Vom Denken.Felix Meiner Verlag Hamburg,1989。 \r\r [25]H.J.Cloeren：Philosophie als Sprachkritik im 19.Jahrhundert Textauswahl,I,Freierich Frommann Verlag,1971. \r\r [26]S.J.Schmidt：Philosophie als Sprachkritik im 19.Jahrhundert Textauswahl,II,Freierich Frommann Verlag,1971. \r\r [27]H.J.Cloeren：Language and Thought:German Approaches to Analytic Philosophy in the 18th and 19th Centuries,Walter de Gruyter，Berlin，New York，1988,p.4. \r\r [28]Ibid.，pp.163-164. \r\r [29]Ibid.，pp.78-79. \r\r [30]参见J.Hennigfield：Geschichte der Sprachphilosophie,Walter de Gruyter and Co. Berlin,1994,s.2。 \r\r [31]例如，参见A.F.Mackey、D.D.Merrill：Issues in the Philosophy of Language,Yale University Press,1972，p.1。 \r\r [32]L.Lersch：Sprachphilosophie,Georg Olms Verlag,1971,s.1. \r\r [33]参见J.Bahnsen：Aphorismen zur Sprachphilosophie—von Standpunkt dr Willensmetaphysik,Theobald Grieben,Berlin,1981。 \r\r 2 语言转向\r\r 以上我们简要概括地介绍了目前语言哲学研究的现状。我们发现，语言哲学的意思竟是非常宽泛的，既有与分析哲学同等意义上的语言哲学，也有相当于语言学意义上的语言哲学，还有一般的语言意义上的语言哲学。无论如何，既然是“语言哲学”，那么与语言沾上一点边似乎就可以说得过去。但是，我们毕竟可以看出两个比较引人注目、值得思考的问题。第一，语言哲学虽然可以在与分析哲学相同的意义上来理解，但是分析哲学却是在语言哲学之前，就是说，即使我们可以把语言哲学和分析哲学看做差不多是一回事，但是也应该看到，最初人们强调的是分析，后来人们才强调语言，而这显然是有区别的。第二，众所公认的事实是，分析哲学和语言哲学是20世纪的产物，是语言转向的产物，但是语言哲学的历史却已经追溯到19世纪，甚至古希腊。这显然有些奇怪。如果那时候就有了语言哲学，那么语言哲学显然不会是20世纪的产物。如果语言哲学是20世纪的产物，那么显然无法追溯到古代。对于这两个问题，可能有人会说，语言哲学最初确实是分析哲学意义上的东西，但是后来发展了，才形成了泛语言哲学。而从泛语言哲学的许多内容来看，显然早在古代就已经有了。也可能有人会说，语言哲学确实是20世纪语言转向的产物，但是语言转向乃是把语言提到首位，使语言成为哲学研究的对象，使分析语言成为哲学的主要方法。而考虑语言、分析语言，在哲学史上从来就不是什么新鲜的事情。看起来，这样的解释似乎是有道理的。但是我认为，问题绝没有这么简单。值得我们思考的是：既然语言哲学与分析哲学在某种意义上是相同的东西，或者说在发展中有一种联系，那么它们在什么意义上是相同的东西呢？它们之间的这种联系又是什么呢？既然对语言的思考和探讨在历史上早已有之，而且如前所述，甚至“语言哲学”这个名称至少在19世纪就已经出现了，那么为什么在20世纪语言哲学才成为哲学研究领域中的一门学科呢？既然语言哲学是20世纪语言转向的产物，那么显然语言转向与语言哲学有很大的关系，可是语言转向又是如何形成的呢？为了说明这里存在的问题，我们应该对“语言转向”做一番认真的考虑。 \r\r 2.1 “语言转向”的由来\r\r “语言转向”这个词的英文原文是“linguistic turn”，其字面意思也可以是“语言学转向”（或语言学转变）。这个词最初出现在20世纪50年代末60年代初，有人在文章中使用了这个词。1967年，罗蒂编辑出版了一本论文集，取名为《语言转向》。罗蒂说，他用来作这本文集名称的“语言转向”这个短语是伯格曼自己制造的。[1]这本文集后来成为语言哲学的经典文献之一，这个词也不胫而走。假定罗蒂的这种说法是正确的，那就有必要对伯格曼的论述和罗蒂的书作一下简单的考察。 \r\r 伯格曼是维也纳学派的成员，也是石里克在维也纳大学时每星期四晚上举办的讨论班的成员之一。他认为自然语言有缺陷，主张建立理想语言。他在50年代末和60年代初的许多文章中使用了“语言转向”这个词。在他使用这个词的上下文里，有时候意思非常清楚，基本上有明确的所指，但是有时候意思不太清楚。我们选择几段比较清楚的论述来看一看他的思想。 \r\r 1960年，他在《行为》这篇文章中谈到“语言转向”。他认为，语言如同它所表达的思想一样，也是世界的一部分。我们可以用语言表达世界，即谈论世界，也可以用语言表达我们的语言，即谈论我们的语言。因此谈论和关于谈论的谈论是有区别的。看不到这一点就会导致歧义，反过来这种歧义又会导致荒谬或悖论。许多哲学谈论中都存在这样的问题。“如果用这种方法重建这样的谈论，那么就会看到，这种谈论所特有的味道，即悖论或荒谬或无论如何有些含混的味道消失了，因为在重建这种谈论的过程中，我们已经意识到了这种区别。语言转向保证这样的意识。”[2]在这一段话中，如果我们把“语言转向”理解为“转到语言方面来”，显然也是可以的。就是说，要考虑语言方面的问题，或者从语言方面来考虑问题。 \r\r 但是，如何考虑语言方面的问题呢？这里更重要的显然是“重建这样的谈论”的方法。不过伯格曼没有详细地说明它。同一年，伯格曼在《斯特劳森的本体论》一文中又谈到语言转向，他认为，“所有语言哲学家都通过谈论一种合适的语言来谈论世界。这就是语言转向，即涉及方法的根本策略，在这一点上，日常语言哲学家和理想语言哲学家（OLP，ILP）是一致的。同样根本的是，什么是这种意义上的‘语言’，什么使它成为合适的，他们在这一点上是不一致的”[3]。这里，伯格曼又谈到谈论语言，而且谈到理想语言学派和日常语言学派的区别。这里的“语言转向”似乎仍然可以在“转到语言方面来”这种意义上来考虑。但是应该注意，这里，伯格曼又谈到“方法”。这种方法到底是什么呢？在大约同一时期的另一篇论文《逻辑和现实》中，伯格曼再次谈到了语言转向，他明确地说： \r\r 人们可能用不着接受另一种涉及了专门技术的思想就会接受涉及了专门方法的语言转向这个根本思想。我二者都接受。这种专门技术对于所有目的来说都是便利的，对于有些目的来说则是必不可少的，它是在常识的意义上谈论一种叫做理想语言（IL）的模式。我所提议的这种IL是围绕一种叫做逻辑描述的句法二分法建立起来的。在这种IL中，有逻辑性质、逻辑符号和逻辑真句子。表达出类型区别的形状属于逻辑性质，联结词和量词属于逻辑符号。对于“分析”的说明依赖于逻辑真句子。[4] \r\r 如果说从前面的引文我们只能看出，语言转向指的是考虑语言方面的问题或从语言方面来考虑问题，那么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得十分清楚，所谓语言转向实际上是指依赖了一种“专门技术”，这种技术是谈论理想语言的模式。而从伯格曼的解释，即他关于逻辑性质、逻辑符号和逻辑真句子的说明，我们可以看出，这种技术显然是指现代逻辑。因此可以说，伯格曼所说的“语言转向”，乃是他所主张的一种哲学研究的方法，这种方法就是依赖现代逻辑，建立理想语言，以此对语言进行分析，解决哲学谈论中的悖论、荒谬和含混的东西。 \r\r 罗蒂借用了伯格曼创造的“语言转向”这个词命名自己编的文集，一定有赞同的意思，至少是认为这个词体现了该文集的内容。他在序中明确地说：“这部论文集提供一些资料，它们表明了过去35年中语言（学）哲学家看待哲学和哲学方法的各种不同的方式。”[5]他把该文集的内容分为四部分，并为每一部分立了一个小标题。第一部分是：关于哲学问题是语言问题这一论题的经典陈述。这部分表明了分析哲学家对哲学性质的看法，以及人们对分析哲学家这些看法的看法，主要有石里克、卡尔纳普、伯格曼、赖尔等人的文章。第二部分是：理想语言哲学的元哲学问题。这部分表明分析哲学家中理想语言学派的一些看法，以及与此有关的看法，主要有科比、伯格曼、布莱科、奎因等人的文章。第三部分是：日常语言哲学的元哲学问题。这部分表明人们关于日常语言哲学的一些看法，主要是关于奥斯汀的思想的介绍、评价和论述。第四部分是：再讨论、再思考和未来情景。这部分主要谈论哲学和语言分析的关系，包括斯特劳森的文章以及与此有关的谈论，有厄姆森、卡兹、布莱克等语言学哲学家的文章。如果这本书的目的确实如同罗蒂所说主要在于“提供资料让人们反思最近的这场哲学革命，即语言（学）哲学的革命”[6]，那么该书所选的文章应该能够反映出这场革命，该书的题目即“语言转向”也应该能够体现这场革命的性质。也就是说，不管有意还是无意，罗蒂至少是想用“语言转向”来表示20世纪所形成的语言哲学这样一场革命。而且他所得到的结果也恰恰是这样，即今天“语言转向”成为20世纪形成语言哲学这样一场革命的代名词。 \r\r 2.2 语言转向的动因\r\r 语言转向是哲学中的革命，它的根本特征是对语言的关注，而对语言关注的具体表现则是对语言进行分析。我认为，今天我们仍然应该像罗蒂提请我们所做的那样，反思语言转向这场革命。但是，我认为，我们还应该比罗蒂更进一步地明确指出，我们应该反思：为什么哲学中会发生这样的转向？所谓语言分析是对语言进行什么样的分析？因为，恰恰是这一点，今天逐渐被人们忽略了。从伯格曼的论述和罗蒂的文集我们可以看出，语言转向带来的语言分析不是根据常识而进行的经验的、思辨的分析。相反，它是根据一种崭新的、科学的、系统的、卓有成效的方法而进行分析的。这种方法就是现代逻辑。实际上，20世纪哲学领域里的语言转向的产生和形成恰恰是由于在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出现了现代逻辑这种前所未有的科学理论和方法，这是语言转向的真正动因。罗蒂的文集使我们看到了一些关于哲学问题是语言问题这一论题的经典论述。但是，我认为，为了认识清楚语言转向的实质，我们还应该看一看关于语言转向的原因的经典论述。 \r\r 现代逻辑的思想可以追溯到莱布尼兹（1646—1716）。他第一次提出要建立一种普遍的语言，并以此把我们的推论转变成为一种演算。一旦发生争论，我们只要坐下来，拿出纸和笔算一算就可以了。他的这一思想得到人们的高度赞赏，西方人谈到他的名字，就像“谈到日出一样”。[7]莱布尼兹虽然提出了现代逻辑的思想，但是并没有把它具体地付诸实施。现代逻辑的真正的创始人是弗雷格。1879年，弗雷格在《概念文字》这部著作中第一次建立了一个一阶谓词演算系统，它标志着现代逻辑的诞生。这部不到80页的著作被称为“逻辑史上光辉的里程碑”。由此开始了现代逻辑发展的波澜壮阔的历程。1910年，罗素和怀特海出版了三卷本的《数学原理》，使一阶谓词系统趋于完善。他们的这部著作被称为“20世纪逻辑的圣经”。[8]从这以后，现代逻辑，作为一种方法，特别是作为哲学家使用的一种方法，开始逐渐地、大量地、频繁地出现在哲学的研究和谈论中，出现在哲学的文献中。对于这一方法的认识和使用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人们以往对于哲学的看法，形成了一种崭新的具有革命性的或者说具有根本性变化的哲学观。 \r\r 弗雷格在建立了一阶谓词演算以后，不仅把它应用于哲学的分析与讨论，而且就它对哲学的意义进行了深刻的说明，他说： \r\r 现在，我已经尝试用逻辑关系符号补充数学形式语言，这样由此首先出现了一种用于数学领域的、正像我描述的那样的理想的概念文字。由此并不排除我的符号用于其他领域。逻辑关系到处反复出现，人们可以这样选择表示特殊内容的符号，使得它们适应概念文字的框架。无论现在出现还是不出现这种情况，对思维形式的一种直观描述毕竟有了一种超出数学范围的意义。因此哲学家们也想重视这个问题！[9] \r\r 他还指出： \r\r 如果说哲学的任务是通过揭示有关由于语言的用法常常几乎是不可避免地形成的概念关系的假象，通过使思想摆脱只是语言表达工具的性质才使它具有的那些东西，打破语词对人类精神的统治的话，那么我的概念文字经过为实现这个目的而做的进一步的改进，将能够成为哲学家们的一种有用工具。[10] \r\r 弗雷格是现代逻辑的创始人，对现代逻辑当然有深厚的感情。虽然他最初建立逻辑系统是为了解决数学中的问题，但是这些论述清楚地说明，他不仅看到了现代逻辑对哲学研究的重要意义，而且非常强调这种意义。 \r\r 罗素承认他在1900年“意识到逻辑改革对于数理哲学的重要性”[11]。在论述自己的思想发展过程的时候，他说： \r\r 在我的哲学的研究中，有一个主要的分界：在1899─1900年这两年中，我采用了逻辑原子主义哲学和数理逻辑中的皮亚诺技术。这个变革是太大了，简直使我前此所做的研究（除去纯数学的以外）对于我后来所做的一切，全不相干。这两年的改变是一次革命，以后的一些改变则属于演进的性质。[12] \r\r 这里，他说的“逻辑改革”就是引入数理逻辑，这说明他认识到现代逻辑对于哲学的重要性。他把应用现代逻辑所带来的转变称为“革命”，表明了他对现代逻辑在哲学领域中的巨大作用的高度评价和极大重视。这还说明，大约从20世纪开始，罗素有意识地自觉地应用现代逻辑进行哲学研究。 \r\r 维特根斯坦在《逻辑哲学论》中说： \r\r 哲学的目的是对思想进行逻辑解释。哲学不是理论，而是活动。一项哲学工作本质上是由一些解释构成的。哲学的结果不是一些“哲学句子”，而是使句子变得清晰。哲学应该使通常似乎是模糊不清的思想变得清晰并得到明确的界定。[13] \r\r 维特根斯坦没有谈到现代逻辑方法的应用，但是从他的论述可以清楚地看出，他认为哲学是一种逻辑解释活动。解释必然依循一定的方法。虽然维特根斯坦没有明确地说他所依循的方法就是现代逻辑的方法，但是我们从他这部经典之作的行文却可以看出这一点来。[14]此外，他在该书序中只提到弗雷格和罗素并表示感谢，承认是弗雷格的伟大著作和罗素的一些工作激励了他的思想。不管他这里指的是不是现代逻辑，实际上我们都知道，弗雷格的全部著作、罗素的大部分著作，都是和现代逻辑紧密地结合在一起的。而且正如下文将看到的那样，维特根斯坦在他的《逻辑哲学论》中自觉地应用了现代逻辑这一方法。 \r\r 维也纳学派的领袖石里克在1930年发表的论文《哲学的转变》中说： \r\r 我确信我们正处在哲学上彻底的最后转变之中，我们确实有理由把哲学体系间的无结果的争论看成结束了。我断言，现代已经掌握了一些方法，使每一个这样的争论在原则上成为不必要的；现在主要的只是坚决地应用这些方法。[15] \r\r 他还进一步明确地说，“这些方法是从逻辑出发的”[16]。需要解释的是，他所说的逻辑是指自弗雷格以来所产生的现代逻辑，他所说的方法是指应用现代逻辑进行语言分析的方法。他认为现代逻辑“同旧的形式相比，在其他方面也早就显示出了它的优越性，无疑将很快地完全取代旧的形式”[17]。这说明，石里克已经清楚地认识到现代逻辑具有极大的优越性，它必将取代传统逻辑。而哲学的转变正是通过应用现代逻辑进行语言分析而形成的。 \r\r 维也纳学派的另一个主要成员卡尔纳普则认为： \r\r 现代逻辑的发展，已经使我们有可能对形而上学的有效性和合理性问题提出新的、更明确的回答。应用逻辑或认识论的研究，目的在于澄清科学陈述的认识内容，从而澄清这些陈述中的语词的意义，借助逻辑分析，得到正反两方面的结论。[18] \r\r 他认为通过语言的逻辑分析可以清除形而上学，但是“只有在近几十年逻辑的发展给我们提供了足够锐利的武器的今天，才能采取决定性的步骤”[19]。他的这些论述十分清楚地说明现代逻辑对于哲学研究的重要作用。 \r\r 以上是一些著名分析哲学家关于语言转向的论述。这些论述有一个共同之处，这就是谈到了哲学方式的变革和改变，而且这种变革和改变所依赖的方法正是现代逻辑。重温这些论述，我们可以考虑这样一个问题：他们为什么都要强调这一点呢？ \r\r 2.3 语言转向的形成\r\r 以上我们列举了分析哲学的一些主要代表人物关于现代逻辑对哲学的重要性的论述。这是由于他们对于现代逻辑有深入的和比较深入的研究和把握（他们几乎都是现代逻辑大师），因而能够洞察这其间的关系。但是，认识到这种关系是一回事，把这种认识普及，使之成为普遍的认识，则是另一回事。实际上，现代逻辑的建立、发展、成熟和普及经历了一个比较长的发展过程，因而语言转向也不是一下子就出现了。 \r\r 弗雷格是现代逻辑的创始人。为了使人们重视现代逻辑，弗雷格做出了艰苦的努力。但是应该说，当时他的努力并不是很成功的。[20]他在世的时候，知道他的思想的人并不多，接受他的思想的人则更少。因此他所在的耶拿大学并没有成为现代逻辑的中心。他对分析哲学和语言哲学的影响不是直接的，而是间接的。他主要是对罗素、维特根斯坦和卡尔纳普等人产生了一些直接的影响，但是这几位思想家却对当代哲学产生了巨大的直接的影响。 \r\r 1910年，卡尔纳普在耶拿大学“仅仅是出于好奇心”[21]跟着弗雷格学习现代逻辑，在课上经常听到弗雷格提起《数学原理》，并在1919年前后读了这部著作。他在1920年读了弗雷格的《算术的基本规律》以后，才开始全力研究现代逻辑。当时，由于弗莱堡大学图书馆没有《数学原理》，卡尔纳普又买不起这部书，因此写信给罗素，希望得到一个复印本。结果他得到的是一份罗素“亲手誊抄的长达35页的条录，上面抄下了《数学原理》一书中所有最重要的定义”[22]。 \r\r 如果说罗素和维特根斯坦通过他们个人的著作对当代哲学产生了巨大影响的话，那么可以说维也纳学派则不仅通过其主要代表人物的著作，而且通过这一学派群体的作用对当代哲学产生了不可估量的影响。著名逻辑学家鲍亨斯基对1934年在布拉格召开的国际哲学讨论会的情况做过一些非常生动的描述： \r\r 传统哲学和“维也纳学派”的争论十分激烈。维也纳学派在这里第一次全部出席，他们朝气蓬勃。[23] \r\r 至今我仍看到留着一把大胡子的老汉斯·德里施（Hans Driesch），就像一只抵御着群狼攻击的大熊。他勇气十足，但是上了年纪，只身抵抗着一群向他进攻的维也纳学派的年轻人。这作为时代转折的标志保留在我的记忆中。[24] \r\r 当时的普遍情况可概括如下：传统哲学家、康德主义者、黑格尔主义者、托马斯主义者甚至老式的实证主义者都在维也纳学派的强大攻势下感到震惊并被征服，特别是后者不断地使用数理逻辑公式并且尊敬地援引波兰学派。但是，波兰学派却相当冷静地隔岸观火，极少参与这些争论。[25] \r\r 从鲍亨斯基的描述可以看出几点：第一，维也纳学派以现代逻辑为工具进行哲学论证。我们知道，他们当时最主要的论题之一就是形而上学的命题是无意义的。第二，其他哲学家在当时对现代逻辑至少还是比较陌生的，因此在维也纳学派的论证面前有些不知所措。第三，所谓“感到震惊并被征服”，至少说明这些哲学家没有驳倒维也纳学派的论证。我们知道，他们绝不会相信、也不会认为形而上学的命题是没有意义的。第四，由于不是一个人两个人，而是维也纳学派这一群体应用现代逻辑这一工具进行哲学分析，因而形成了一种势不可挡的态势，产生了强烈的震撼作用，造成了深远的影响。 \r\r 值得注意的是这里提到了波兰学派，而且说他们没有参与关于形而上学是否无意义的这场争论。实际上在论述分析哲学的文献中，人们一般不提波兰学派。因此这里可以多说几句。 \r\r 波兰学派主要是指以波兰著名逻辑学家卢卡西维奇等人为首的华沙逻辑学派。该学派主要从事数理逻辑的研究，人才济济，硕果累累，对现代逻辑的发展做出了杰出的贡献，是国际上深受人们尊敬的著名的数理逻辑研究中心之一。比如，其主要代表人物之一卢卡西维奇深入地研究了命题演算的公理系统，建立了多值逻辑系统，独具特色地研究了模态命题逻辑，这些研究极大地推动了现代逻辑的发展。此外他还以数理逻辑为工具，对逻辑史进行了开拓性的研究，重新研究和评价了亚里士多德逻辑，把亚里士多德的三段论给以公理化，提出了新的解释，他还发掘了斯多葛逻辑，论述了亚里士多德逻辑和斯多葛逻辑之间的关系，这些研究给逻辑史的研究带来一场革命。而且他毕生从事逻辑的教学与研究，自1907年起，他就开始举办数理逻辑的讲座，在他周围形成了一个研究现代逻辑的团体并且培养出许多杰出的逻辑学家。许多重要的逻辑成果都是从这个逻辑团体产生的。比如，著名逻辑学家塔尔斯基就是卢卡西维奇的学生，也是波兰学派的成员，他所创建的逻辑语义学理论对现代语言哲学产生了并且一直具有重大影响。波兰学派与外界的接触不多，但是与维也纳学派却有许多交往。1930年塔尔斯基应邀到维也纳讲学，与维也纳学派开始了学术交流。卡尔纳普认为，这次交流对于他“后来研究语言的表达问题有很大的帮助”[26]。同年11月，卡尔纳普在华沙进行了为期一周的访问，与塔尔斯基、莱斯涅夫斯基和科塔本斯基等人进行了交谈。他发现“波兰的哲学家在逻辑及其在基本问题的应用方面做了大量深入而富有成效的工作，尤其是在数学的基础、认识论和普通语言理论方面”[27]。在谈到这次访问时，他满怀激情地说：“当我离开华沙时，心中充满了感激之情，因为我获得了许多令人鼓舞的意见，并且进行了卓有成效的思想交流。”[28]只要与波兰学派有过真正的学术交流，大概都会有这样的反响。美国著名哲学家奎因称他于1932年的欧洲（维也纳、布拉格、华沙）之行为他自己思想上的一次“新生”，肯定不是随意地说说而已。在30年代，波兰学派虽然与外界接触不是特别多，因而在哲学界的影响不是很大，但是它确实对维也纳学派产生了影响，特别是它对卡尔纳普产生了影响，而且对奎因产生了影响，而这两个人都是语言哲学的领袖人物。此外，塔尔斯基的研究成果对于当代语言哲学的研究是具有开拓性的，因而他对语言哲学的贡献和影响是无法估量的。 \r\r 说到奎因，我们顺便说一说当时美国的情况。20世纪20年代末和30年代初，正是逻辑发展的重要阶段，一批极其重要的逻辑研究成果问世。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哥德尔关于完全性和不完全性定理的证明和塔尔斯基的真之理论。虽然美国也有一些逻辑学家，但是可以说逻辑的主要活动是在欧洲，而不是在美国。1928年奎因开始学习现代逻辑的时候，他所在的大学里没有人懂现代逻辑。1931年当他在哈佛大学写博士论文的时候，他甚至不知道哥德尔和塔尔斯基，基本上只知道罗素的《数学原理》。因此，那时美国主要的哲学还是实用主义哲学。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塔尔斯基，还有卡尔纳普等许多维也纳学派成员移居美国，再加上奎因和其他一些美国本土的逻辑学家和分析哲学家，终于使分析哲学的思想在美国蓬勃开展起来，使美国和英国一起成为今天分析哲学最为发达的国家。 \r\r 应该说，鲍亨斯基的描述反映了语言转向刚刚开始的情况。那时候，现代逻辑还不普及，还没有得到普遍的认识和接受，还不是广大哲学工作者手中的工具。经过几十年的发展，今天的情况已经完全不同了。从世界哲学大会的情况，从国际学术杂志的情况，我们可以看到，人们对于现代逻辑的应用已经不是那样新奇，那样畏惧，而是习以为常，游刃有余。现代逻辑已经成为人们的一种工具，已经成为哲学家们一种共同的语言。今天，人们也许会说“语言转向”已经过时了。但是我们应该看到，导致语言转向的动因，即现代逻辑这种理论和方法，却根本没有过时。 \r\r 注释： \r\r [1]参见R.Rorty：The Linguistic Turn,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67,p.9f。 \r\r [2]G.Bergmann：“Acts”,in Logic and Reality,The University of Wisconsin Press,1964，pp.7-8. \r\r [3]G.Bergmann：“Strawson's Ontology”,in Logic and Reality,The University of Wisconsin Press,1964，p.177.这里，“OLP”和“ILP”分别是“日常语言哲学家”和“理想语言哲学家”的英文缩写。 \r\r [4]G.Bergmann：“Physics and Ontology”,in Logic and Reality,The University of Wisconsin Press,1964，p.111.这里，“IL”是“理想语言”这个词的英文缩写。 \r\r [5]参见R.Rorty：The Linguistic Turn,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67。 \r\r [6]Ibid.，p.3. \r\r [7]参见张家龙：《数理逻辑发展史》，40页，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3。 \r\r [8]参见R.Branchē：La Logique et son Histoir，1970。 \r\r [9]《弗雷格哲学论著选辑》，王路译，王炳文校，42~43页，北京，商务印书馆，1994。 \r\r [10]《弗雷格哲学论著选辑》，王路译，王炳文校，4页。 \r\r [11]罗素：《我的哲学的发展》，温锡增译，57页，北京，商务印书馆，1982。 \r\r [12]罗素：《我的哲学的发展》，温锡增译，7页。 \r\r [13]Wittgenstein：Tractatus logico-philosophicus,Suhrkamp Verlag,1984,4.112，p.32. \r\r [14]参见本书第2章。 \r\r [15]石里克：《哲学的转变》，见洪谦主编：《逻辑经验主义》上卷，6页，北京，商务印书馆，1982。 \r\r [16]石里克：《哲学的转变》，见洪谦主编：《逻辑经验主义》上卷，6页，北京，商务印书馆，1982。 \r\r [17]石里克：《哲学的转变》，见洪谦主编：《逻辑经验主义》上卷，7页。 \r\r [18]卡尔纳普：《通过语言的逻辑分析清除形而上学》，见洪谦主编：《逻辑经验主义》上卷，13页。 \r\r [19]卡尔纳普：《通过语言的逻辑分析清除形而上学》，见洪谦主编：《逻辑经验主义》上卷，14页。 \r\r [20]参见王路：《弗雷格思想研究》，22~23页，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6。 \r\r [21]参见卡尔纳普：《卡尔纳普思想自述》，陈晓山、涂敏译，4页，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4。 \r\r [22]参见卡尔纳普：《卡尔纳普思想自述》，陈晓山、涂敏译，20页。 \r\r [23]鲍亨斯基：《一个逻辑学家的回忆》，王路译，载《哲学译丛》，1987（1），32页。 \r\r [24]鲍亨斯基：《一个逻辑学家的回忆》，王路译，载《哲学译丛》，1987（1），32页。 \r\r [25]鲍亨斯基：《一个逻辑学家的回忆》，王路译，载《哲学译丛》，1987（1），32页。 \r\r [26]卡尔纳普：《卡尔纳普思想自述》，47页。 \r\r [27]卡尔纳普：《卡尔纳普思想自述》，48页。 \r\r [28]卡尔纳普：《卡尔纳普思想自述》，48页。 \r\r 3 语言哲学的主要代表人物\r\r 以上我们看到，现代逻辑促成了语言转向。既然分析哲学是语言转向的一种结果，因此分析哲学与现代逻辑就有着十分密切的不可分割的联系。我认为，分析哲学中渗透了现代逻辑的思想。实际上，分析哲学研究中所应用的基本方法和主要方法是现代逻辑，分析哲学吸收了现代逻辑的许多重要成果，分析哲学的研究随着现代逻辑的发展而不断发展和深入。因此，如果说语言哲学是分析哲学发展的产物，那么在应用现代逻辑这一方法方面，语言哲学与分析哲学一定是一样的。如果说语言哲学是分析哲学的核心部分或主要内容，那么它也一定会体现出分析哲学应用现代逻辑方法的精神。因此，本书主要谈论的是分析哲学，或者在分析哲学的意义上谈论语言哲学。对于背离这种精神的语言哲学，我都称之为泛语言哲学。所以，在我看来，语言哲学强调对于语言的重视，主张应用现代逻辑的方法对语言进行分析，通过对语言的逻辑分析而达到本体论和认识论等方面的结果，从而解决哲学的根本问题。无论这样的主张是不是完全有道理，无论这样做能不能解决哲学的根本问题，都没有关系。重要的是它提出了与传统哲学完全不同的研究问题和考虑问题的方式，拓宽了人们的研究视野，形成了以意义理论为核心这样一种专门的研究范围，取得了以前的哲学所没有取得的研究成果，从而极大地推动了哲学研究的向前发展。 \r\r 本书的主要目的不在于详细介绍分析哲学或语言哲学的内容，而是要分析语言哲学的主要方法，特别是探讨现代逻辑在其中所起的作用。在第2章、第3章和第4章，我将结合语言哲学的一些具体内容来分析论述语言哲学所体现的现代逻辑的思想。这里我想对语言哲学的一些主要代表人物作一些简单的介绍，以此说明现代逻辑对于语言哲学的作用。 \r\r 3.1 主要人物\r\r 弗雷格（1848—1925）是德国的数学家、逻辑学家、现代逻辑的创始人，也被称为是分析哲学和语言哲学的创始人。他于1873年获得博士学位，于1879年发表了名著《概念文字——一种摹仿算术语言构造的纯思维的形式语言》，在这部著作中，他建立了第一个一阶谓词逻辑系统，以此开创了现代逻辑。他试图根据他的逻辑方法建立一个公理系统，从而推出全部数学，但是没有成功。在这一过程中，他关于逻辑哲学有许多创造性的研究，其中最重要的就是他在1892年发表的著名论文《论意义和意谓》中所阐述的关于意义和意谓的理论。他的这一理论，他的分析问题的方法，甚至他所使用的一系列术语，对于当代语言哲学产生了极其重要的影响。 \r\r 罗素（1872—1970）是英国的哲学家、逻辑学家，被称为是分析哲学的主要创始人。他于1894年结束了大学学业，早期专门从事数学和逻辑的研究，于1903年发表了《数学原则》，并于1910—1913年发表了与怀特海合著的名著《数学原理》。此外他写了大量哲学论著，对当代哲学产生了极其重大的影响，其中他于1905年发表著名文章《论指谓》，提出了著名的摹状词理论，他的这一理论被称为哲学的典范。 \r\r 维特根斯坦（1889—1951）是奥地利哲学家，被称为是分析哲学和语言哲学的主要创始人。他在上大学的时候开始是学机械工程。由于对数学感兴趣，他读了罗素的《数学原则》。从1911年开始他多次访问过弗雷格，并长期与其保持通信往来。他还接受了弗雷格的建议到剑桥师从罗素。1922年，他发表了其著名著作《逻辑哲学论》，该书对于20世纪的语言哲学从根本倾向上产生了不可估量的重要作用。1953年，他的遗著《哲学研究》发表，该书在语言哲学界同样产生了轰动性的效应。 \r\r 卡尔纳普（1891—1970）是德国哲学家，是30年代至50年代分析哲学最主要的代表人物之一。上大学的时候，他对数学很感兴趣，从1910年至1914年，他多次选修了弗雷格关于《概念文字》和《数学中的逻辑》的课程，从中获得了极大的启发。在1919年左右，他学习研究了罗素和怀特海的《数学原理》。1924年，他结识了石里克，1926年成为维也纳学派的成员。1930年开始与波兰学派接触并认识了塔尔斯基。他从20年代开始，发表了一系列重要著作，包括《世界的逻辑结构》、《语言的逻辑句法》、《语义学导论》、《意义与必然性》等等。这些著作集中体现了对传统形而上学的拒斥、主张构造严格的逻辑语言来代替自然语言的思想以及在语义学方面的研究成果，在语言哲学领域产生了极其重大的影响。 \r\r 奎因（1908—2000）是美国哲学家和逻辑学家，他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美国最重要的、影响最大的哲学家。1930年，他大学毕业，入哈佛大学研究生院，师从怀特海、刘易斯和谢佛等著名逻辑学家，1932年获博士学位。两年后，他的博士论文经修改发表，题目是《一个逻辑斯蒂系统》。1932年至1933年，他在欧洲进行访问研究，结识了维也纳学派和波兰学派，有幸与卡尔纳普、卢卡西维奇、塔尔斯基等人进行了深入的学术探讨。1940年他出版了第一部主要著作《数理逻辑》，1941年和1950年分别出版了教科书《初等逻辑》和《逻辑方法》。他于1951年发表了著名论文《经验论的两个教条》，并于1953年出版了著名的论文集《从逻辑的观点看》。1960年，他最重要的著作《语词和对象》问世。他的这些著作和论文，不仅对于语言哲学，而且对于当代哲学的其他领域，都产生了极其重要和深远的影响。他的《语词和对象》被称为是“本世纪影响最大的两部哲学著作”之一[1]。 \r\r 斯特劳森（1919—2003）是英国哲学家，他是继奥斯汀之后最著名的日常语言分析哲学家。他于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开始从事研究工作，1952年发表了《逻辑理论导论》，以后又发表了一系列重要论著，包括《个体：试论描述的形而上学》、《逻辑和语法中的主词和谓词》、《分析与形而上学》等等。他是第一个比较系统地比较形式语言与自然语言的差异，论述现代逻辑的局限性，主张用自然语言逻辑来补充现代逻辑，从而使语言的分析更加精确更加有效的哲学家。他的这些思想在语言哲学领域独树一帜，影响甚广。他对其他一些著名语言哲学家，比如罗素、奎因、达米特、戴维森等人的批评以及和他们的论战，极大地丰富和深化了语言哲学的研究和发展。 \r\r 戴维森（1917—2003）是美国哲学家，被认为是20世纪下半叶最有影响的哲学家之一，在美国，其影响仅次于奎因。他于1949年获得博士学位。1967年，他因发表了著名的文章《真与意义》而一举成名。他的思想主要体现在他的两本论文集中，即1980年的《论行为和事件》和1984年的《对真和解释的研究》。后一本书集中体现了他围绕真这一重要问题而形成的意义理论，他的这一思想在语言哲学领域产生了重要而深远的影响。他的许多有关论文已经成为语言哲学的经典。 \r\r 达米特（1925— ）是英国哲学家、逻辑学家，退休前是牛津大学逻辑教授，是当今著名的弗雷格研究专家，英国最有影响的哲学家之一。他早年从事数理逻辑的学习和研究，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致力于弗雷格思想的研究，并同时进行语言哲学的研究。1973年，他发表了名著《弗雷格的语言哲学》，该书对于弗雷格的思想，对于语言哲学的性质、意义和特征，对于语言哲学的一些主要问题以及与之相关的一些问题提出了一系列独到而精辟的见解，在语言哲学领域和与之相关的领域引起了一系列持续不断的、深入而热烈的争论，极大地推动了这一领域的研究和发展。他本人也随之写了一系列长篇巨著，包括专著《对弗雷格哲学的解释》、《分析哲学的起源》、《形而上学的逻辑基础》和论文集《真和其他疑难》、《弗雷格和其他哲学家》、《语言之海》等等。他的著作和许多论文已经成为语言哲学的经典。 \r\r 克里普克（1941— ）是美国的逻辑学家和哲学家，模态语义学的创始人之一，是目前年轻一代语言哲学家中最有影响最有代表性的人物之一。他于16岁时就写过一篇关于模态逻辑和直觉主义逻辑的语义学论文。上大学时曾跟随奎因学习。他在50年代和60年代从事模态逻辑的研究，发表了一系列重要论文，对模态逻辑语义学的研究和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也奠定了他在这一领域的创始人的地位。进入70年代，他发表了一系列重要论著，包括《同一和必然》、《命名与必然》、《真之理论概要》等等。特别是他在《命名与必然》一书中，分析批评了弗雷格、罗素、维特根斯坦等人关于专名和摹状词的理论，提出了一种不同的理论，即历史的因果命名理论，由此批判了康德关于先验判断和后验判断的观点，论证了先验偶然命题和后验必然命题的结论并提出了这一主张。他的这部著作在语言哲学界引起轰动，导致了十几年关于这些问题的论战。 \r\r 以上我们简单介绍了9位当代最著名的语言哲学家。（当然，我们还可以再列举并介绍一些著名的语言哲学家。）我认为，大概没有人会否认这9位哲学家是语言哲学的领袖人物，他们的思想在语言哲学界和对语言哲学的发展具有非常大的影响。因此，参照他们的经历，非常有助于说明现代逻辑对于语言哲学的作用。 \r\r 3.2 思想背景\r\r 上述哲学家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他们有很强的现代逻辑的背景或基础。除维特根斯坦、达米特和戴维森外，其他6位哲学家都是现代逻辑学家，他们早期的研究重点和发表的成果也都是在现代逻辑方面或与现代逻辑有密切关系。弗雷格、罗素、卡尔纳普、奎因和克里普克是现代逻辑大师，这是不言而喻的。虽然斯特劳森没有写过现代逻辑的著作，但是从他对现代逻辑和传统逻辑的比较、从他对形式语言和自然语言的比较，甚至从他对现代逻辑的批评，可以看出他不仅掌握了现代逻辑这一工具，而且在这方面具有深厚的基础。对于这样的逻辑学家来说，他们在其语言哲学的研究中，或者一般地说，他们在其哲学研究中，不可能不应用现代逻辑这一方法。实际上，现代逻辑始终是他们的一个主要和重要的分析工具。 \r\r 维特根斯坦不能算是现代逻辑的大师。从他的著作来看，他的逻辑水平大概最多不会超过一阶逻辑的范围，而且他使用的逻辑工具大部分属于一阶逻辑的内容。但是应该看到，他是在现代逻辑刚刚出现的时候得到了弗雷格和罗素这样两位逻辑大师的指点和帮助，他在命题演算方面下过一番工夫，构造了他的一套真值表方法，而且他凭借自身的敏锐，天才地把握住了现代逻辑的精神实质，并且第一次比较成功地用现代逻辑的思想来系统地解释世界，因而提出了一个前所未有的理论，展示了一个全新的视野，在哲学领域中做出了开创性的贡献。 \r\r 达米特是逻辑学家，也是牛津大学的逻辑教授，但是他的主要工作是依据逻辑的理论和方法从事哲学研究。[2]特别是解释弗雷格的思想，并且基于这样的解释构建自己的哲学理论。从事弗雷格思想的研究，不懂现代逻辑，是根本不行的，而没有深厚的现代逻辑功底，也根本不可能达到像他那样对弗雷格整个思想全面而深刻的把握，并提出了许多富有启发性的真知灼见。 \r\r 戴维森没有写过现代逻辑的著作，而且连逻辑教授也不是。我不能肯定他是逻辑学家，但是我敢肯定，他在现代逻辑方面受过良好的训练，有相当扎实的逻辑基础。他的主要思想可以说是他围绕真而形成的意义理论，而他的这个理论是基于塔尔斯基的真之语义理论的。从他的有关论述可以看出，他对塔尔斯基的这一理论和有关思想有十分深刻和独到的理解。塔尔斯基的真之语义理论是现代逻辑的一项重要成果，不懂现代逻辑，根本不可能弄懂这一理论。戴维森在其《对真和解释的研究》的序中提到达米特在50年代对他的影响，谈到华莱士[3]与他多年“没完没了地”探讨书中的许多问题，说他“欣赏塔尔斯基关于真的这项研究的强大力量”，并且谈到奎因，说奎因在他“一生中一个至关重要的阶段”是他的老师。[4]这里谈到对他有影响的三个人不是现代逻辑大师，就是有深厚现代逻辑功力的哲学家。至于说“至关重要的阶段”，其时又做奎因的学生，很可能是指他进行学习和研究并逐渐建立自己的哲学基础的阶段。奎因是戴维森的老师，他的影响肯定是深刻而巨大的。作为老师，奎因大概不会不让戴维森学习他的著作，而若想读懂他的著作，掌握现代逻辑显然是一个必要条件。想一想奎因对现代逻辑的态度和在这方面所做的大量工作，我们就完全有理由相信，他一定会要求他的学生对于学习现代逻辑给予高度的重视并付出巨大的努力。 \r\r 通过以上分析可以看出，以上列举的9位著名哲学家实际上可以说都是以现代逻辑为基础来建构他们的思想体系的。在他们的哲学著作中，现代逻辑的符号并不多见，但是，即使没有任何现代逻辑的符号，我们也应该认识到，他们的思想是建立在现代逻辑基础上的。今天，我们直接阅读他们的哲学著作，理解他们的哲学成就，探讨甚至批判他们的有关思想，但是想一想，如果没有起码的现代逻辑的知识，或者说现代逻辑的知识掌握得不够，那么我们能够正确地、深刻地理解他们的思想吗？ \r\r 注释： \r\r [1]参见施太格缪勒：《当代哲学主流》下卷，王炳文等译，204页，北京，商务印书馆，1992。 \r\r [2]当初我犯了一个错误。达米特不仅是现代逻辑学家，而且有专著《直觉主义基础》（Elements of Intuitionism，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77）。 \r\r [3]华莱士（John Wallace）是美国的语言哲学家，1982年曾来我国进行为期7天的讲学，当时我给他做翻译。 \r\r [4]参见Davidson：Inquiries into Truth and Interpretation,p.xx。 \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