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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近现代史专家陈默教授
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军队的核心力量基本上由外来部队组成。抗战初期的德国机械师、中期的苏机械师、后期的艺术机械师等。本文转发陈默老师的著作原文，讲述了抗战后期美国军事的发展。陈默，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特聘副研究员、四川省博物馆学术中心副主任，北京大学历史学博士。本文发表于2017年第2期《抗日战争研究》。
原文长达2万多字，任何人都可以轻松阅读。作者总结了以下几个要点：
除了新1军和新6军完全装备了美制武器装备外，其他美军部队的表现都不尽如人意，但新1军和新6军之间，还是有差距的。差距大。第六集团军和真正的美国军队。论火力，不如抗战末期缩小规模的日军甲级师团。抗战胜利前，国民军正式编为41个师。然而，实际上有大约25个师拥有艺术装备。中国军队在印度经历了三个阶段：1932年（中国远征军）和1934年。
中国驻印部队：新1军（辖新38师、新30师）、新6军（辖新22、14、50师）。下辖两个军、五个师，共计五万人，武器齐全。陆军直接管辖一个榴弹炮营、一个特种部队营、一个通讯营、两个补给营和一个野战医院。该榴弹炮营装备12门美制M2A1 105毫米榴弹炮，由2.5吨卡车牵引，是美军主力师级火炮。有两个行李营地：一个汽车营地和一个骡/马营地，前者配备了相当数量的美制卡车和吉普车，其运输能力和机动性远远超过骡子和马。国内所有军事辎重营。每个师下辖3个步兵团，下辖2个山地炮兵营、1个运输营、1个通讯营、1个工兵营、1个搜索连、1个特工排。兽医院、医疗队、野战医院等单位。事实上，两个山炮营均装备有24门美制75毫米山炮。尤其值得注意的是，中国军队在印度的最长训练期限为1年零3个月，比美军成立32年和34年的时间要长得多。
1932年（中国远征军）：第2集团军、第6集团军、第71集团军、第53集团军、第54集团军、第8集团军。共有6个军、18个师，总兵力约20万人，比美国的兵工厂少一半。陆军由炮兵营、工兵营、通讯营、特种作战营和搜索连组成。炮兵营仅装备12门75毫米山炮或野战炮。每个师下辖3个步兵团、1个战斗炮兵连、1个工兵连、1个骑兵连、1个特工连、1个通讯连。
1934年：第5军、第13军、第18军、第73军、第74军、第94军。下辖6个军、18个师（每个军3.8万人），约22.8万人。三分之二的人配备了精美的设施。
军直辖有一个人员运输团、一个105毫米榴弹炮营、一个工兵营、一个通讯营、一个牲畜运输营、一个特勤连、一个搜索排、一个野战医院。和兽医团队。其炮兵实力与印度驻军如出一辙，而且随着人力运输部队和动物运输营的建立，其野战运输能力比后者更强。每个师下辖3个步兵团，山地炮兵、工兵、运输各1个营，搜索、通讯、特种兵1个连，以及1个医疗旅（包括1个野战医院）、1个弹药大队。还。维修组。实际装备和弹药数量不足。尤其是陆军榴弹炮营装备的105毫米榴弹炮，几乎有一半下落不明。他们的训练也远远不如印度的中国新一军和新六军。
国民军炮兵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中美全面军事合作开始。印度陆军于1942 年在拉姆加尔接收了全部美国武器，而远征军随后于1943 年接收了部分美国武器，是战争部首批发放第34 装备的两支部队。 1945年（34岁-作者注）一种组织，根据该组织，该国的六支军队将被替换为漂亮的武器。不断变化的美国因素影响着印度陆军、远征军和第34甲型部队的发展轨迹。三个炮兵部队编制不同，炮兵装备数量和质量明显不同，导致作战能力存在差异。美军的作战能力也得益于美国引进的作战体系。官兵接受的良好训练、相对可靠的后勤保障以及地面和空中火力支援也是影响战斗力有效性的重要因素。
1946年7月，山东野战军司令员陈毅在齐鲁《淮北初战歼蒋军九十二旅》号上写道：它第一次出现在南北战争战场上时就以“创造新虎狼的军队”的身份引起了人们的关注，而在内战期间逐渐被淘汰也受到了公众的关注。学界对内战时期国民党军（以下简称“国军”）炮兵部队至今仍给予高度评价，认为其装备精良，作战能力较强，发挥了主力作用。有许多。它在内战的各个阶段都发挥了重要作用。
事实上，在抗战最后阶段的一些战役中，已经出现了所谓的美国装备的军部和师，比如1942年8月组建的印度陆军和1943年4月重新组建的远征军。按，本文中所指的远征军，除非另有说明，均指第2远征军）和1945年2月改编的第34甲类军。上述美军军需兵团和师在多个战场上表现出色，为国军取得战斗胜利做出了贡献，对整体战局产生了积极影响。除了著名的印度驻军横扫缅北、远征军收复滇西之外，1945年春，几名34岁的中国四方面军A型部队也参加了湘西战役。正在重新装备漂亮武器的陆军也取得了成功。利用纵深防御抵御了来犯日军的进攻，但以逐渐切断和包围进攻者为代价，面临无法前进的困境。或者撤退。最终，湘西战役以日军大败、中国军队小胜而告终。
抗战末期美军在缅北、滇西、湘西等地的显著战绩，以及对随后内战的巨大影响，表明他们是这样的军事力量：团体。在当时的政治、军事领域都不容忽视。了解这些部队的作战能力及其相关方面的优劣势，对于了解抗战胜利前后国内外形势的巨大变化，并非不重要。颇有些吊诡的是，虽然有相当多的研究论文关注美军，但针对美军的具体研究却往往非常薄弱和肤浅。不同炮兵部队的起源及其演变是什么？炮兵部队的具体组成是什么，特别是其战斗力，除了装备之外，还有哪些因素决定战斗力？没有一个满意的答案。 如今，人们在讨论“艺术兵器军”和“艺术兵器师”的优缺点时，仍然依靠个人的总体印象，相对客观、具体和可靠，缺乏了解，这不可避免地影响了他们的判断和判断。对一些问题的认识。
本文根据原始档案、报告和其他历史资料，考察了从1942年秋印度陆军成立到1945年春实施“阿尔法”计划的过程，重构了印度的发展历程。在中美军事合作的背景下从头开始建设美国陆军，考察印度陆军、远征军和34式火炮的创建和实际装备。陆军将重点了解军队装备的异同和军队战斗力的强弱，进一步对比构成作战体系的训练、后勤、火力保障，识别分析三者作战能力。美军。通过本文的研究，希望能够系统考察抗战后期美军的整体情况。
中国驻印度驻军的建设者——史迪威
一。中美军事合作与美军
抗日战争末期美国三军的相继出现，显然是有国际背景的。作为“民主国家的军火库”向世界反法西斯国家提供装备的中华民国，自然会接受这些漂亮的武器作为盟友。美军的出现可以说是中美军事合作的必然结果。但就具体进程而言，中美军事合作不同阶段的实际情况有很大差异，美国因素的变化影响了印度陆军、远征军及其各自34年来的演变轨迹。年。 -旧A型势力的范围将决定他们不同的命运。
作为中国军队的第一支炮兵部队，印度陆军驻军主要由新组建的第22师（以下简称“新22师”）组成，该师是在第一次远征缅甸失败后撤回印度的。新38师（以下简称“新38师”）。这两个师极其幸运地成为最早的炮兵部队。 1942年初，新第22师和新第38师与其他国军部队一起进入缅甸进行首次远征，经过数月激烈的丛林战斗和撤退行动，当他们撤回印度时，已经精疲力竭。新20师第2师和第5军共计3000余兵力，大部分已疲惫不堪，轻重型装备大部分被丢弃，作战能力几乎完全丧失。新38师的形势较好，全师能够顺利、有机地撤退，但损失却超过1000人。 66军兵力仍为3/4。至此，中美军事合作拉开了序幕。蒋介石和史迪威之间的几轮谈判改变了这些精疲力尽的师的命运，6月15日，两个师都同意作为一支新力量前往印度训练。 军队。新的第22 师和第38 师前往加尔各答西北320 英里的拉姆加尔接受训练，英国人提供食物和医疗服务，美国人提供武器、装备和训练。 8月，中国陆军驻军总司令部在印度成立，同时中国向拉姆加尔增派约2万名部队，印军开始接受美式训练。
在史迪威的协助下，印度驻军开始了快速发展的轨迹，但这个过程始终伴随着美国代表史迪威与中国最高指挥员和将领之间的无数冲突。 1942年12月，印军副总司令罗卓英因与史迪威军费问题发生冲突被解职，蒋介石与陈诚协商决定由郑东国接替罗卓英。就这样决定了。同时，对印度陆军编制进行重组，取消副军长职务，成立中国驻印新驻军第一军（以下简称“新第一军”）。 1943年3月下旬，郑东国带着参谋长朱坤和他招募的其他士兵来到拉姆加尔，新一军正式成立，成为国军第一个军级部队，装备了漂亮的武器。郑东国坚定克制的性格在一定程度上减少了与史迪威发生冲突的可能性，有助于整顿和训练驻印部队，但也让军事组织处于特殊的境地，这可能不是有利的。走向组织形态正常化。新的第一集团军成立后，所辖的新第22师和第38师不仅配备了从美国运往印度的新装备，而且迅速扩充了适应形势的人员。美国组织逐渐形成新的力量。但新一军军级机构编制并不健全，不管辖其他军直属部队。印度陆军驻军的所有炮兵团、化学军、工兵团、汽车军、辎重团、通讯营、坦克营以及其他隶属于印度陆军驻军的大型部队均受位于史迪威的印度陆军驻军总部的直接指挥。 1943年冬天缅北战争爆发后，不仅新一军的部队还没有建立，而且新一军的司令部仍然很弱，没有真正的权威。印度驻军总司令部经常控制新一军司令部，并通过联络官直接指挥其小部队。蒋介石深知这一点，并在日记中写道： “史迪威把郑司令当成了傀儡，没有给他丝毫的指挥权，更不允许他在李铎面前指挥部队。”
在这种情况下，郑东国任司令员时新一军的实际组织是“强枝弱干，两个师及师以下单位的组织比较差”。该国的情况特殊：军队健康，但军事组织薄弱。军级在史迪威的指挥下，新陆军很长一段时间都没有形成完整的军事形态，但这种不寻常的情况意味着印度陆军在美军的帮助下扩充为两个军团时就结束了。与印度陆军其他部队一样，新一军在于班、芒关接连获胜后，从乐多出发进攻缅北，并于1944年夏天进军密支那。此时，蒋介石认为向印度增兵对战局有利，并于3月29日要求将部队从云南调往印度。蒋介石随后决定将驻印部队扩充为两个军，并于4月将原隶属第54军（隶属云南远征军）的第14师和第50师调往印度。 8月印度驻军攻克密支那后，原新38师师长三立人正式任命为新30军军长。第8师，新第30师（该师此前已空运至拉姆加尔，以下简称“新6军”）。随着原第20师的组建，第2师师长廖耀湘被任命为新的第22师、第14师、第50师师长。军事力量的扩张客观上促进了组织的正常化。印度陆军的架构经历了多次调整，不仅在军事层面上有了比较完整的组织，而且炮兵、通讯等特种部队也直接隶属。印度陆军拥有该国第一支炮兵部队，而美军则拥有五个军兵种，尽管中美在建军时经常发生冲突和争端。在随后的行动中，印度军队有着得到美国全力支持的优势，能够充分享受到中美军事合作的好处，而没有遭遇太多的攻击。挫折。
与驻扎在印度的相对幸运的部队相比，战场另一边的远征军，1942年第一次缅甸行动失败后撤回印度的远征军残部，就远没有那么幸运了。撤退印度的友军经历了种种磨难。万年退守滇西后，恢复了远征军的组织，增援。不过，中美军事合作并没有给远征军带来太大帮助。该部队长期以来一直受到人员短缺等问题的困扰，美国装备的转移也因准备不足而严重拖延。中美、美美合作大局，在美国的要求下，付出了巨大的代价回到了战场。作为国军第二支所谓优秀炮兵部队，远征军经历了艰难曲折的发展历程。
幸运的是，1942年第一次入侵缅甸失败后，日军先头部队已经抵达滇西怒江会通桥西岸。幸运的是，第11集团军第71军在宋希濂率领下于5月赶赴东岸。该渡口占领了怒江多个地区，与日军隔江对峙。此后近一年的时间里，宋希濂的第十一军负责保卫怒江。经过复杂的拆解重组，由第71集团军、第6集团军、第54集团军、第36师组成的第11集团军形成了新型远征军的雏形。在此期间，美英盟国对第二次远征的热情不那么高了，但蒋介石和史迪威仍在积极筹划对滇西的反攻，结果远征军司令部的成立就完成了。 1942年12月12日，蒋介石决定将远征军指挥权交给陈诚。陈诚再三拒绝，未获许可，遂于1943年3月12日飞往昆明，巡视滇西、滇南，就任。 4月，远征军司令部成立，远征军随之组建。新组建的远征军改编为第11集团军（辖第2、第6、第71集团军）、第20集团军（辖第53集团军、第54集团军）、第8集团军及其他直属特种部队力量。此后，军、师的管辖关系略有变化，但六个军、十多个师的总体架构保持不变。在长达一年的军事装备整编过程中，远征军在人员、装备、弹药、后勤、医疗等方面面临着各种困难。 1944年5月反攻开始时，远征军尚未完成。困难之一是远征军对艺术武器的接受情况并不令人满意。齐世深相信自己的研究，并表示：“一方面，美国武器未能按期交付中国，与中国政府未能按时选拔训练有素的士兵，这是相互排斥的。”因果关系。”美国武器的运输和分配。客观地说，远征军主要集中在滇西怒江东岸，依靠驼峰航线，运输所需枪支弹药能力有限。当然，这不能与驻扎在那里的印度军队相比。印度在拉姆加尔得到了美国的全面面对面支持。但另一方面，中美两国在军事援助的数额、内容、对象等问题上矛盾不断，由于多次冲突，远征军分发的各种物资遭受的损失甚至比原计划还要多。塔。
值得注意的是，此时中美两国在武器转让程序上也存在差异，导致远征军所需装备的请求和转让困难重重。 1943年5月，远征军要求美国在6月中旬之前将根据租借法案分配的所有美制武器移交给陆军部昆明办事处或远征军司令部。目的是“派遣武装力量进行部署和训练”，军事部应分配补充的国家武器，“同时分配”。根据这一计划，武装部队期望美军将武器移交给军事部或远征军，并按照上述计划分配给远征军下属的部队和师。但美方担心国防部等机构不遵守武器分配协议，多次主张将武器直接转移到一线部队手中。
蒋介石对美国的做法十分愤怒，于8月6日致电宋子文，要求美国“将武器弹药送交我军政部接收，我军部接收”。军政部会进行分配。”我告诉他。模仿驻印部队的做法并不合适。但美国无视这一要求，最终蒋介石妥协，将武器分配给远征军各军师。冲突期间，多种美制轻重武器最终被少量分发给远征军各部队和师。然而，史迪威在1943年11月给蒋介石的报告中表示，“从印度运来的武器尚未运出。由于种种麻烦，我们未能获得中国供应机构的接受。” ”他指出。可见，即使在收到武器后，有些师也无法使用完全规定的数量，因为武器到达士兵手中的时间太长，而且士兵数量较少。美国的武器逐渐转移，但过程非常缓慢。蒋介石命令远征军在11 月底前完成反攻准备，正如第11 军军长宋希濂在1944 年回忆的那样： 1943年，“由于种种困难，截至今年4月，各部队的补给以及其他交通、通讯、补给、渡河等设施均未达到理想水平。”然而，远征军返回1944年5月奔赴战场。造成这种准备不足的局面的主要原因是印度和缅甸战场的新动向以及自1942年日本占领缅甸以来对中国蒋介石的反复施压。之后，美国和英国就如何以及何时恢复缅甸进行了复杂的来回讨论，各方几乎没有投入任何意见，尽管之前会议上的讨论一直是“摆在桌面上”的。战略上，美、英、加坚持“欧洲优先、亚洲优先”的政策，在东南亚采取防御姿态，中国则将目光投向英国和美国。各国发起两栖攻击，帮助中国军队打通国际交通线，但1944年春，美国意图突然转变，屡次呼吁出动远征军反击。蒋介石担心进攻英帕尔的日军如果在没有盟军配合的情况下进行反击，将会遭受重大损失，对罗斯福的强硬态度深感不满。经过几天的斗争，蒋介石决定派远征军与驻印部队一起进攻日军。毫无准备的中美远征军英勇渡过怒江，在日军据点之间浴血奋战，并于1945年1月与远驻印度的部队会师。成功完成第二次远征在此期间，美国援助的增加意味着远征军各军和师的装备逐渐比反击前更好。但另一方面，由于远征军在没有战前准备的情况下发动进攻，人员伤亡惨重，陷入兵力不断短缺的危险境地。中美军事合作始终停滞不前，没有引进强大的组织和充足的美国装备，反而迫使不完整的部队和师参战。在美国的压力下，远征军历经坎坷，付出了巨大的代价。
中国驻印军队与中国远征军会师
印度驻军和远征军在芒约会师，并在缅北、滇西战役取得胜利后，中印公路交通已恢复。随着国际陆地通讯线路的恢复，美国储存并转运到印度的武器可以顺利运抵印度，让美国可以直接向国内战场的国家军队进行补给。美国将继续规划和训练其军队。由于美国的人事调整，包括招募阿尔伯特·C·韦德迈耶（Albert C. Wedemeyer）接替史迪威，军械部队的计划此时明显加快。这个过程。 1941年初，当美国开始向中国提供军事援助时，宋子文就提出美国使用美国武器装备训练30个师。经过反复谈判，一度扩大为发展30个师的大型计划，但由于美国频繁变故，该计划随后多次“缩水”才真正成功。接受训练的就是前面提到的驻扎印度的新军和远征军。 1944年10月，史迪威因与蒋介石的矛盾升级而被解职，回到中国。他的继任者魏德迈先生审时度势地说：“我们不仅弥补了史迪威先生造成的美中协议破裂，而且在很多方面保留了他的前任创建的培训计划，包括适应，以及“我们已经加强了它”。美国的军事计划成功实施。魏德迈尔修改了之前的计划，推出了新的军事改革计划（代号“阿尔法”），重点是建立新的指挥结构、缩小军队规模，以及重组组织和合理化部队。据军司令部部长徐永昌1945年1月10日的日记记载，魏德迈计划训练50个艺术师进行对日反攻，第一批训练计划为印度陆军下辖的27个部队。的远征军最初为1个师，后来又增加了9个师，总数达到36个师。同日，蒋介石考虑了美国提出的“关于装备文炮师的意见”，并于1月18日与新任军政部长陈诚商定“第36师文炮师”。决定组织训练一支由36个师组成的国家炮兵师，同月最终确定了“36师整编方案”。
在此背景下，1945年2月，兵部颁布了新的34年结构。编制的正式名称为《第34军师编制表A/师B》，分为编制方案A和师B两部分，分别组建一个军和师，全面接受美国的武器和武器。主要使用国家武器的军和师。上述组织计划颁布后，武装部队的一些有幸的军、师被纳入1945年2月和3月的第一阶段训练。他们于1934年开始按照A型组织进行改编，随后不断接受训练。几个月后，它获得了美国装备，成为国军第三炮兵部队。自新一军以来，驻印部队顺序为新六军，远征军顺序为第二集团军、第六集团军、第八集团军、第五十三集团军、第五十四集团军、第七十集团军第一支军队已经成为一支军队。因此，上述武装部队的训练任务大多是根据1934年甲类组织图对现有组织进行补充和调整，以规范和打造装备。必须匹配新的组织结构图。这次改编的重点其实是集中在国内战场上几支军事功绩突出、背景深厚的部队。他们保护昆明
湖南、湖北、贵州省的第5、第13、第18、第73、第74、第94军。这6个军，下辖10多个师，是按照修改后的30年编制进行编组的，不过这次的改动当然比较大，而且到整编完成所需的时间也比较长。长的。遗憾的是，除第5军和第13军外，其他军的新编组变动过程都或多或少受到了湘西战役的影响，许多部队在变动完成之前就已投入战场并进行了改编。已完成。工作被迫停止。
1945年3月，原第24集团军改编为中国陆军总部下的第4方面军（以下简称“总军”），辖第18军、第73军、第74军。 4月，我军和第100军“按照梁峰的命令，开始整编18A、73A、74A，并给他们重新装备了漂亮的武器。这件事一做完，敌人就向我们和全军发起攻击。” ” 组织进入战斗如下。自昌黑战役以来，第73军已新增兵员万余人，并于4月1日按照34年制A型队形进行整编，漂亮的武器装备得到更新。 “完成了，但新装备还没有到，适合敌人入侵，我们会以战争回应。”74军已接到更换装备的命令，但机枪连。第57师营仍装备6挺美制重机枪。老马克西姆重机枪。负责作战保障、进驻黔东后刚刚接到换装命令的94军也是如此。由于确定为“四方面军战役”，训练不得不停止，部队不得不开赴战场。直到6月初湘西战事结束后，上述部队才有机会休养生息，继续接收优势武器，完成之前中断的改编。到1945年8月上旬，包括印度驻军和远征军在内的中国陆军13个军、39个师完成了理论上历时34年的A型整编。它人员齐全，有能力进行大规模反击行动。此时，美军在广岛和长崎投下原子弹，苏联也向日本关东军发起攻击，一周后日本宣布投降。战争结束得如此之快，以至于装备精美武器并初步展现出战斗能力的国军在战争后半段并没有太多使用。
1934年的第6甲级集团军作为第三炮兵部队，与印度陆军和远征军相比，有着最成功的发展历史。尽管战事中断，这六名34岁的A型部队在不到六个月的时间里就完成了重新装备和整编工作，尽管他们编组后的状况并不如自己。一支享有特权的军队驻扎在印度显然比一次艰难的远征要好。这与1945年中美军事合作的改善以及国内战争局势相对平静有直接关系。在美国因素变化的影响下，印度陆军、远征军和1934年A型陆军这三支美军的发展历史截然不同。因此，阵型设置、实际阵型、特别是具体装备都有明显的差异。也因此，三支炮兵部队的作战能力也不平等，各有优劣。
二。美丽的武器名称和美丽武器的现实
印度陆军，远征军，1934年A型陆军被称为“美国陆军”，因为它主要配备美国制造的武器和装备。然而，相继组建的三支炮兵部队并不是按照统一的编制图来组织的，实际的阵型更是千差万别，装备的数量和质量也明显不同。漂亮武器在所有武器装备中所占的比例，三支军队之间也存在着差异。因此，名义上，印度陆军、远征军、1934 A型陆军都属于美国陆军，但实际上，美国陆军的名称并不一定与实际相符。炮兵部队之间的作战能力自然存在较大差异，名副其实的炮兵军和师比那些名不副实的炮兵军和师更强大。回顾印度陆军的发展历史，在训练和作战过程中并没有遇到太多挫折。在印度的支持下，驻印部队的组织程度较高，容易得到美国的援助，而且始终受到蒋介石特别是史迪威的直接照顾。并且在几乎没有妥协的情况下完成了实际的改编。从装备上看，驻印部队名副其实都是美国的。大部分军事装备是美国制造的。根据印度驻军的编制，新一军和新六军将直接指挥，包括1个榴弹炮营、1个特战营、1个通讯营、2个补给营、1个野战医院等部队。简单来说，印度军队直属部队与中国同级别部队相比，优势并不明显。不过，驻扎在印度的陆军榴弹炮营配备了12门美制M2A1 105毫米榴弹炮，由2.5吨卡车牵引。这门炮是当时美军的主力师炮，也是当时中国军队的火炮装备中少有的重炮，射程和火力都远远超过了当时该炮的75毫米山炮。配备.国内各军炮兵（野战炮兵）营。同样，印度的每支军队都有两个补给营，一个机动车辆营和一个骡马营，前者配备了大量的美国卡车和吉普车，情况要好得多。就运输能力和机动性而言，超过了全国各军的骡马（或人力）补给营。新第一军有两个师，有两万多人，新六军有三个师，有三万多人。印度军队下属的师力量相对较强，装备的重型武器比该国武装部队更多。每个师下辖3个步兵团，下辖2个山地炮兵营、1个运输营、1个通讯营、1个工兵营、1个搜索连、1个特工排。兽医医院、卫生队、野战医院等这支部队比国内正规步兵师要完整得多。仅看火力支援，印军中的1个师拥有24门美制75毫米山炮，但国内师没有山炮营，装备4辆37毫米反坦克坦克的直接作战防御也只有1门。炮兵连。一把枪和两把枪的差距是10倍。印度陆军每个团的火力已经比国内一个师还要强大。步兵团下辖3个步兵营、1个迫击炮连（装备12门82毫米迫击炮）、1个战斗炮兵连（装备8门美制M3 37毫米反坦克炮）、2个运输连（各配备人员和1匹驮马）。通讯排和间谍排。在营级，印度陆军在国内同级部队的3个步兵连和1个机枪连的基础上，增加了一个配备4辆美制火箭筒火箭炮的战斗防御排。印度陆军每个连有3个步兵排，与国内军队类似，但每个排有3个步兵班和1个迫击炮班（装备两门美制60毫米迫击炮）。印度陆军中的每个步兵班都拥有相同数量的国产班，由一个轻机枪班和八名步枪兵组成，但班长和副班长使用两挺美制冲锋枪，提供强大的近距离作战能力。打一场战争。战斗火力。
1944年1月30日，兼职记者申，当时《联合国家宣言》
一军司令部参谋黄仁宇上尉，在缅北胡康河谷战事临近结束时，用兴奋的笔触写道：“我们的指挥官随时专注攻击与主动，我们的士兵相信森林战的能手是我们而不是敌人，我们的联络交通比敌人方便，我们的补给比敌人完满⋯⋯凡是从前敌优我劣的地方，都反了一过面。从今以后，可以让敌人细细咀嚼兵器落后的滋味。”在印度兰姆伽顺利地换装全套美械之后，在战场上实实在在地感受到了装备优势带来的巨大自信，尤其是在进攻能力上较过去有了显著的提升。在总结缅北胜利的原因时，驻印军明确提出了“物质胜于精神”的观点，认为“此次我军缅北作战之所以成功者，实以我军装备较敌为优”，“足证明我军只要有好装备，即可战胜敌人”。军属105毫米榴弹炮的远程轰击和师属75毫米山炮的抵近射击的效果自不待言，基层连、排、班所装备的冲锋枪和60毫米迫击炮尤其发挥了重要作用。日军“素以白刃战自豪，而冲锋枪则为实行白刃搏战瞬间前歼灭敌之有效武器”，驻印军使用的冲锋枪“射速大而弹着密。以标定瞄准之方法予以扫射，敌鲜不应声而倒，且无一脱漏者”。丛林作战中，“敌我距离甚近，其他武器不易发生效力”，而广泛装备的迫击炮“容易发射而奏效”，日军俘虏也承认最畏惧的武器就是此种迫击炮。从众多细节可以看出，驻印军作为美械化程度高、名副其实的美械部队，其战斗力的精髓如廖耀湘所说，是“由火力同机械的力量，来代替兵员的增援，来增强战斗的力量”。 1945年1月，继攻克缅北八莫、南坎之后，驻印军新三十八师攻克芒友，于27日与从滇西而来的远征军会师，穿着黄卡其布的驻印军和穿着灰棉衣的远征军在外观上非常容易辨认彼此。远征军所辖第七十一军第八十八师副师长熊新民回忆道：“我官兵乍看他们(指驻印军—引者注)身穿美式服装、手拿美式武器，又是坦克，又是装甲车，前是越野吉普车，后是载重十轮大卡车，个个威风凛凛，精神抖擞，既新鲜又羡慕。”衣着上的差异，反映了远征军和驻印军在装备方面上的巨大差距。前述远征军艰辛的发展历程已经说明，远征军在人员、装备拨交等方面的情况并不理想；进一步考察则不难发现，无论编制设置还是实际编成，远征军装备的美械数量其实不多。客观地说，远征军只是一支以国械为主、补充少量美械装备的半美械军。 1943年4月远征军成军之后，开始按照为其专门订制的“远征军三十二年军暂行编制”(以下简称“卅二年编制”)进行改编。此编制虽然受到美方影响，但在具体设置上其美式色彩并不浓厚，倒是与国内通行的卅一年加强编制存在着显而易见的逻辑关联。1943年5月14日拟订的《远征军作战部队整备计划》明确指出：“本编制(即卅二年编制)与三十一年加强军不同之点，即军内炮兵营与师内步兵团系采用美方之建议”，其余单位的设置与国内军、师基本一致。这意味着在制度设计上，远征军的美械装备量就不会太多，主要武器依赖于既有国造枪炮。仔细分析，卅二年编制虽将军属炮兵营改用美式编制编成，然而装备的依然是12门75毫米山炮或野炮，而非更大15径的105毫米美制榴弹炮。该编制较国内编制改进在于团及团以下各级单位。步兵团在原有基础上增加了两个高(平)射轻机枪连、一个驮马输送连、一个特务排和一个防毒排，此外还有一个卫生队。如此配置虽比不上驻印军，但在防空和后勤、医疗方面较国内其他部队确有强化。步兵营加强了战防枪、通信和补给各一个班，其中战防枪班装备了3挺英制“博伊斯”式(Boys)13．9毫米反坦克枪，提供了有限的反坦克能力。步兵连增编了个指挥班和一个迫炮班(装备3门美制60毫米迫击炮)，支援火力大大加强。原各排配备的掷弹筒组分散到各班，各班班长配备一挺冲锋枪，较过去稍有提升。即便是这样相对低端的配置，远征军要将其实现仍困难重重。如前所述，美方许诺的武器装备，通过驼峰航线运到的数量实在太少，而这些武器的拨交工作又屡经延宕—缺枪少炮的远征军之实际装备情况，恐怕较编制表还有相当距离。由于美械供应不足、拨发缓慢，各部队仍装备着相当数量的旧式枪炮。1943年8月16日，第六军军长兼驻滇干训团教育长黄杰陪同白崇禧、陈诚视察时，就发现在昆明干海子受训第七十一军炮兵营已经列装美制75毫米山炮，但与之一同受训的第二军炮兵营，所装备的依然是数年前从苏联购买的76．2毫米野炮。苏制野炮尽管射程不错，但重量太大，极不适于远征军山地作战的需要。第六军第九十三师在战后的报告中说：该师的主要装备仍然是此前的旧枪炮，其基层官兵使用的仍有战前领用的中正式步枪和捷克Vz24步枪、战争初期领用的启拉利轻机枪和麦德森轻机枪、战前拨给的马克沁重机枪；而且，该师属战防炮连装备的所谓“战车防御炮”，并非美制M3式37毫米反坦克炮，而是1938年国军从丹麦购买的麦德森20毫米小炮，其性能已经满足不了战争后期反坦克任务的需要。“美械不够国械凑”的情况，恐怕在远征军所辖各军、师中相当普遍。 幸而在1944年之后，由美军联络组拨付远征军手中的新式武器数量略增，远征军的实际编成较编制表进行了部分调整，美械的比例得到少许提高。根据郭汝瑰的研究，这时远征军序列下各军原军属搜索连扩大为搜索营，各师增设了一个搜索连，各团高(平)射轻机枪连裁撤，增加了一个搜索排。营、连两级的火力得到增强：营属战防枪班扩充为战防排，增加了3 f-j美制“巴祖卡”式火箭筒和3具美制火焰喷射器；步兵连原属迫炮班扩编为迫炮排，编有6门美制60毫米迫击炮。上述改编情况，与远征军各个单位的实际配置也基本吻合。此番调整之后，按照编制计算远征军中辖三师的一个军，人数三万有余，装备的枪炮中美械数量较过去更为充实，从而使其作战能力得到有限的提升。 徐永昌在1944年8月7日的日记中感叹：长衡会战国军一个师理应比日军一个大队强，却“仍系处处打败仗”，而怒江以西的远征军“一师对敌一大队打胜仗，而远征军之装备则优于内地部队多多，由此可以完全明了我战斗力矣”。将远征军战斗力强的原因归结为武器装备优良，一定程度符合实情。远征军在滇西连战连胜，与其装备的部分美械不无关系。宋希濂在战后的报告中就明确表示：“此次滇西战场，我军因得美方新式武器之装备，火力实较敌军为优。”美制60毫米迫击炮，就得到官兵们的普遍赞誉，第八军总结围攻松山胜利时，称“六0迫击炮之效果，在此次攻围战中，并不亚于八二迫击炮，且携带便利(一人可以携炮，一人携带子弹)，于协同困难之地形中，可径加入散兵内，以行战斗”。此外，美制火焰喷射器在攻击日军地堡中也起到了作用。配发给远征军的TNT炸药，除了在松山一战成名外，在攻克腾冲一役也起到了巨大作用：第三十六师、第一百九十八师工兵营均在机枪的掩护下，成功地在腾冲城墙下挖洞填药爆破成功，帮助步兵攻人城内。 数次改良后的编制和涓滴汇人的美械，使得远征军具备了一定作战能力。然而由驼峰航线运来、经美军联络组之手、最终辗转拨付远征军各单位的美械终十分有限。无论是账面数字还是实际装备量，远征军美械化的程度确实不高，恐怕更多的是具有美械军之名而无其实，在火力压制、攻坚、反坦克、战场运输等方面存在着较大的缺陷。其所属军、师的作战能力远不如驻印军各军、师，也没有之后成军的各个卅四年甲种军及所辖师强大。与远征军采用的卅二年编制不同，卅四年甲种军采用的编制是驻印军编制基础上优化、完善后产物。一个卅四年甲种军的军属特种兵科包括人力输送团、105毫米榴弹炮营、工兵营、通信营、兽力输送营、特务连、搜索排各一个，此外还编有军野战医院和兽医队，人数逾5000人。其炮兵实力与驻印军一个军完全一致；人力输送团、兽力输送营的设置，使其战地物资运送能力已经强于后者；新增的军属搜索排官兵全体乘马，优化了战场侦察能力。 每个卅四年甲种军所属的三个师，设置也比较合理。一个甲种师的系统表为：步兵团三个，山炮、工兵、输送各一营，搜索、通信、特务各一连，此外编有一个卫生大队(附野战医院)以及军需组、修械组各一个，总人数超过一万人。其炮兵实力不及驻印军，通信兵的数量也低于前者，但也基本完备。各师所属步兵团的架构，与驻印军所属步兵团相比仅减少一个输送连。步兵营的编成上，较驻印军步兵营减少了一个装备4门“巴祖卡”火箭筒的战防排。步兵连、排与驻印军的对应单位完全一致，唯步兵班的组成与远征军编制相同，较驻印军步兵班少装备一挺冲锋枪。按照编制，一个卅四年甲种军人数约3．8万余人，是较为庞大的作战单位。虽然1945年的6个卅四年甲种军，在相对有利的环境中完成了改编，在8月即达到了齐装满员的程度。然而，这些部队的所谓“齐装满员”仍存在不少水分。第十八军第十一在1945年底的报告中明言：“师于补充期间，因任务及防地不时更换，未能按新编制补足，目前以兵员之额，六零迫炮外余尚堪配带，尔后兵员充实，武器则实有不敷之感。”时任第十三军军长的石觉也在回忆中称，1945年6月该军换装完毕后，只领到三个月的训练弹药，计枪弹300万发，此后弹药再未能获得补充，乃至在后来的内战中第十三军靠的都是训练用剩的弹药。可见上述军、师在换装美械之初，美式武器并未充分配备，弹药也可能储备不足。而且，部队亟需的重武器(尤其是军属榴弹炮营装备的105毫米榴弹炮)也未能悉数到位，未能完全达到编制表的要求。不过总体来看，这批军、师所接收的美械数量确实不算少，美械在装备中占据的比例也不低，涵盖了部队所需的各类轻、重武器。譬如第十八军第十一师在抗战结束前夕，其装备中就有3112支“美三零步枪”、330挺“比林式轻机枪”、27挺“五五战防枪”、72挺“白朗林式重机枪”、30门火箭筒、970支“汤姆式冲锋枪”，此时该师装备的美械还未达到额定数量，但总数毕竟可观，且已经被部队作为主战兵器使用了。从装备来看，美械化程度介乎于全美械的驻印军和半美械的远征军之间的卅四年甲种军，其美械军的名与实基本相符。 换装美制武器之后的卅四年甲种军、师，在战场上所表现出来的近战和攻坚能力显而易见。第十八军在湘西会战中，就报告“配发美式武器能发挥其特效。如攻击山门时，敌凭屋抵抗，我即以美式八一迫炮，用烧夷弹将房屋焚毁，敌全被焚毙。六公分小迫炮及冲锋枪亦均能发挥其优越之威力”。时任该军所辖第十一师师长的杨伯涛回忆，当第十一师遭遇日军白刃冲锋时，“我军拥有美械近战武器冲锋枪，数步之内向密集日军迎头扫射，日军中弹纷纷倒地”，使得战斗的“样态”有了改观。第十八军投入追击作战后，同在战场的第四方面军参谋长邱维达见到该军军长胡琏，风趣地给对方打招呼：“何老总叫你们锻炼腿劲，是要请你去夺锦标啊!夺得冠军回来要请客啊。”对话之后两人哈哈大笑，足证按照卅四年甲种编制改编并换用美械之后，将领们对于部队战斗力充满信心。 无独有偶，石觉率第十三军反攻梧州时，敢于命令主力渡过抚河攻击梧州东南，缘于他认为改编卅四年甲种编制的“我军已有攻坚能力”，实际作战中该军也利用新配备的山炮和火箭筒将日军的永久工事摧毁，一天之内即告攻克梧州。牟廷芳的第九十四军在反攻桂林时，利用火箭筒摧毁日军工事，并用火焰喷射器向盘踞在山洞里的日军喷射，该军参谋长张法乾对新编制中的美械赞不绝口：“不仅三零步枪、轻重机枪十分精良，新配之火焰放射器、冲锋枪、火箭筒、卡宾枪等新式武器，在近战中发挥了莫大的威力，否则在肉搏时，我官兵将牺牲更大。”美制轻重武器帮助第五军、第十八军、第七十四军等国军中的老资格王牌部队重新焕发出活力，初步具备过去不曾有过的近战、攻坚能力，技术、战术水平提升到一个新的层次。当然，由于美制山炮特别是榴弹炮久未到位，此时的卅四年甲种军的火力压制能力比较薄弱。驻印军、远征军、卅四年甲种军这三支美械部队的编制对比概如表1： 由表1可见，这三支美械部队的编制设置、具体编成，特别是武器装备上存在着差异，相当程度决定着其作战能力的高低。名副其实的美械部队具备较强的单位战斗力，而名不副实的美械部队单位战斗力相应地要大打折扣。不难判断：近乎全部美械的驻印军比大部美械化的卅四年甲种军要稍强一些，而卅四年甲种军则又较以国械为主、补充少量美械的远征军要高少。当然，要综合评估一支部队的作战能力，尤其是它们在特定战场上的作战能力，还要将其置于它们所在的作战体系中考量。事实上，上述美械部队的战斗力不仅仅源于其装备的美制武器，还与其训练水平、后勤保障和陆、空火力支援息息相关。 三．战斗力的重要来源：训练、后勤和火力支援 数量、质量，以及美械在全部装备中的比例，是衡量战时美械军、师作战能力的关键指标。然而，这显然不是唯一的指标。战场上双方的对抗历来是两个体系的对抗，一支军队的装备水平，只是其战斗力诸个要素中浮出水面的冰山一角，位于水面之下的是支撑其作战的一个体系，包括人员的教育、后方勤务的保障、其他单位的火力支援等。美械部队在缅北、滇西、湘西等战场表现出来的较强战斗力，源于美国军事思想引导下逐渐形成的作战体系。在这个体系之下，部队官兵受到了程度不同的美式技术、战术训练，部队的补给供应得到美方的大力协助，此外，包括美国陆军航空队在内的空中和地面各类支援单位还为在火线交锋的部队提供了一定火力支援。当然，驻印军、远征军、卅四年甲种军在训练、后勤、火力支援这三方面的情况，既有共同之处，又有许多不同，这导致其战斗力又呈现出新的差异。军队教育和训练对于部队的战斗力而言，其实相当重要。“教而后战”的古训在现代战争中同样适用。战时国军多数部队战斗力乏弱，既缘于装备低劣，又因为官兵素质不足。在美方的大力倡导和亲自参与下，三支美械部队在官兵训练水平上虽与国军其他部队相比明显存在着优势，但不难发现，驻印军在训练上优于后两者，训练在驻印军的作战中起到的积极作用更为明显。 “训练重于作战”，是驻印军在缅北作战中屡屡提到的制胜秘诀。1942年8月开始，驻印军在兰姆伽接受了美方长达一年零三个月的系统训练。训练基地由美军主持，设步、炮、工、通、汽车、战车、卫生等多个班次，每期训练耗时六周，轮训驻印军官兵，使之熟悉美军的战术和武器使用。美式训练分工很细，要求严格，但动作直接简单。此外驻印军还开展了爬山、上树、泅渡等有针对的丛林战训练，对于健身操、拳击、跳高甚至各种球类等体育运动也多有开展。值得一提的是，良好的营养水平和生活条件，也是驻印军保持较高训练水平的保障。如此严格而充分的训练所产生的成效十分显著：新二十二、新三十八师“到印最早，训练最久，故此次作战可谓所向无敌，发挥最大之战斗力，收得辉煌之战果”；而同属于驻印军的新三十师由于训练时间不足，“故此担任密支那攻略任务，不但伤亡较大，且围攻许久不下”。 远征军的人员训练情况较驻印军逊色不少。据陈诚后来回忆，远征军在美方的帮助之下，在大理和昆明分别设立战干团、干训团，在各军开办训练班，总体训练“进行得十分顺利”。在训练方面，远征军较国内其他部队的确要优越一些，但由于装备短缺、人员缺额，该项工作开始时并不如陈诚回忆的那样顺利。1943年9月，陈诚就向蒋介石抱怨：远征军“纪律废弛、战力消失”，“苟且偷安、走私牟利、士气消沉、缺额日多”的情况很严重，这样的队伍“长此以往能否维持下去实属疑问”。之后远征军的训练中，其重点也多集中于美式“各种武器技术上之使用”，而“对于战术、战斗上之运用颇为忽略”，这与驻印军所受到的训练显然不同。其结果是“由于官兵训练不足”，“我军缺点与错误太多”。国军在总结中对此毫不讳言：“士兵素质及训练较差，战斗动作不熟练，每每不能达到战术及战略上之要求。”具体而言，官兵“战前对敌坚固据点之侦察及攻击坚固据点之训练都欠缺”；官兵对于在攻击中修筑工事又不够重视，“以致蒙受过重牺牲”；此外，“特种战斗训练太差”，以致在暗夜、浓雾天气被日军偷袭。由此可见，远征军在反攻之前的训练并不理想，其在滇西山地付出的巨大人员牺牲，或许与此紧密相关。 1945年初率先改编为卅四年甲种军的第十八军、第七十四军等部队，虽因湘西会战被迫中止整训，美械接收工作亦告暂停，但这些部队在之前的整训期间，其官兵训练大多早于武器换装开展，因而受到的影响不算太大，仅有少数部队的教育进度完成欠佳。不少部队已先期接受美方带来的新式训练，取得一些效果。如第十八军第十一师，1945年3月奉令改编为美械师后，立刻与美军联络官合办军官干训班，教授美式武器的使用，该师“校级以下军官均分批前往受训”，“收效甚巨”；同时，又召集全师所属军士，成立重机枪和迫击炮训练队，“每月举办两期，毕业者百余人，故湘西会战，各军士皆能达成任务，此其故也”。当然，卅四年甲种军接受训练的时间仍嫌不足，其战场表现优劣参半。战斗中官兵普遍战斗热情高涨，也初步掌握了不同兵种、轻重武器的配合使用。第七十四军“多利用陆、空协同之威力摧毁敌之抵抗”，并“利用充分之轻、重火力杀伤敌人于阵前”。然而，多数部队仍未能克服乱放枪的老毛病，第十八军“距敌甚远，士兵即开始射击，藉壮胆量。下级亦不能适应射击时机，盲目乱放，徒耗弹药”。可以推断，倘卅四年甲种军能够获得更多的训练时间，应该可以避免前述的那些低级错误。对比三支美械部队，可见相对完整的美式训练是驻印军强大战斗力的重要保证，而存在缺憾的训练使得卅四年甲种军特别是远征军的战斗力发挥得不够理想。 “足兵足食”对于军队的意义，在现代战争中体现得更为明显。前所未有的惊人的物资消耗，意味着后方勤务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战场上的作用实在巨大。西方史家对军事后勤的作用尤为重视。总的来说，三支美械部队在缅北、滇西和湘西等地的成功，均有赖于美方帮助之下相对良好的后勤保障，不过其各自的补给工作仍存在诸多不同。美方杰出的补给工作化解了缅北自然条件带来的不利影响，满足了卅四年甲种军的后勤需要，但未能完全帮助远征军克服滇西山地的困境。缅北战场位于茂密丛林之中，道路条件本来恶劣；驻印军又时常采取迂回战术，需要孤军机动至日军防线之后。因此驻印军的后方勤务无法按照常规进行，幸而美方“紧握着制空权”，“解决了势非解决不可的空中补给问题”。驻印军的后勤工作，从“交通路之兴筑，与飞机场之开辟，及补给品空投等工作”，“其全般设施，全部归藉美军供应处(S．0．S)策划”。驻印军对于陆、空联络熟悉之后，“每于部队到达地附近，开辟空投场，遍设补给点，因而补给品得以源源供应”。美方负责的后勤工作，其补给能力相当惊人。廖耀湘的新二十二师进攻密支那时，弹药补给依靠“总共有八百架飞机担任运输”；而“缅北的运输，单是汽车运输，每日也有一百吨以上”。无怪在胡康河谷战斗总结中，驻印军称“物资多，运输便，后方之补给圆滑，前方之战力自可发挥。此足证明补给运输实为战胜之最要条件”。驻印军所向披靡，很大程度依赖于粮弹的充分供应。譬如第七十四军五十七师，该师的“部队教育进度因而大受影响，老兵甫完成班、排教练，新兵仅完成各个教练”，即开赴前线。 远征军在滇西作战时，面临着类似的自然条件，但较之驻印军，其在后勤保障上存在较大的差距，导致战斗力不足。一方面，美军负责的粮弹空投追送堪称成“能适时适地，投送粮弹，以补给地上运输补给之缺陷”。至1944年10月25日，美军已向第十一集团军和第二十集团军分别累计投送2037吨、2139．5吨军粮与弹药，有力地保障着前方部队的需要。然而，国军方面的后勤工作却准备欠周，造成陆上补给困难，用徐永昌的话来说就是“该方运输补充，全无力量”。根据方国瑜1946年的研究，远征军在反攻之前，兵站运输部队尚未准备妥当，兵站“车辆悉供运兵”，“面马料副食物及其它军品俱乏车运”；攻击开始后，陆上驮马在渡过怒江后极为疲劳，却“不得休息，致有倒毙”；加之适逢雨季，陡峻的道路“步步泥坑”，“影响运输甚大”。直到1944年9月后，陆上运输方才好转。如此情况之下，远征军在前线多次遭遇到困境。霍揆彰的第二十集团军在翻越高黎贡山时，就“因地形与气候关系，陆空运输，均极困难，时虞不济，运输团队亦因冻饿疲惫死亡者，早达半数”。宋希濂的第十一集团军一度依靠地方民夫马匹输送，既“漫无组织”，人马数量又达不到需要；军队深入敌境后，“补给线延伸过长，以致粮弹之追送数量极少”，致使“顿兵挫锐”，无法一鼓作气攻下龙陵。可见，补给能力制约着远征军继续作战的能力。 1945年2月19日，甫成立的中国陆军总司令部建立了后勤司令部，由美军少将齐福士(GilbertZ．Cheves)担任司令，旨在“运用盟国所有的力量，供应中国陆军的需要”，此后陆总所有部队的军械、军需、粮秣之补给，均由美方负责。陆总后勤司令部采用的补给制度也与美军接轨，采取新的“地区制”供给，补给效率也得到提升。前述6个卅四年甲种军均在陆总序列之下，其补给工作由陆总后勤司令部负责，理应可以得到较好的物资供应。不过，湘西会战时，原有的后勤组织—第二十四后勤分监部尚未完成改组为第四区兵站司令部的调整，第十八军等数个卅四年甲种军均不同程度地感到粮弹运输不足带来的困难。但在之后的桂柳反攻中，参战各军都受益于美方的良好补给，发动了凌厉攻势。负责指挥反攻的第二方面军司令官张发奎认为：“我并不认为由美国人主掌中国军队的后勤补给这一人事安排有何不妥⋯⋯钱和粮食都在美国人手中，他们有运输卡车。简言之，我们采用了美式后勤制度。它的主要特点是第二方面军可以使用卡车把一切军品—包括大米与副食品—直接运抵军级单位，有时甚至按需要送抵连级单位。”需要指出的是，卅四年甲种军因为遂行的是境内作战，补给难度较之前两者要小很多。不难看出，三支美械部队在后勤方面的差异明显：驻印军凭借美方运输载具上的优势得到良好补给，方能持续作战；远征军的物资供应存在系列问题，以致难以发动进一步的攻势；而卅四年甲种军的战斗力随着后勤问题的解决，还在原先基础上得到提升。 火力支援(Fire Suppoa)作为伴随现代战争诞生的战术，在二战中得到充分发展。根据苏联军事学家西多连科(A．A．CI~OpeHKO)统计，随着战争走向现代，火炮造成的人员杀伤呈几何数字上升，1944年苏德战场上约61％的人员损失是由火炮造成，足见火力支援在战场上的巨大作用。与其他参战国一样，战时美军尤其重视此项战术的运用，受此影响，三支美械部队战斗力的发挥，与独立炮兵的中远程火力压制、火力覆盖以及中、美两国航空兵的近距空中支援(Close Air Suppo~)、战场空中遮断(Battlefield Air Interdiction)关系极大。三者得到的火力支援侧重各有不同，但起到的作用却难分伯仲。单就驻印军两个军五个师与当面之敌进行实力对比，其火力优势并不明显，然而加上驻印军总部直属的各级支援单位后，胜利的天平自然倾向于驻印军一方。在所辖两个军之外，驻印军总部直属两个105毫米榴弹炮团(共装备72门炮)、一个155毫米榴弹炮团(装备36门炮)、一个重迫击炮团(由化学兵团改编，装备107毫米迫击炮48门)，作战时抽调配属前线军、师，既可以远距离压制敌军火炮，又可以近距离摧毁日军工事。驻印军总部直属的战车第一营所装备的18辆M4中型坦克和36辆M3轻型坦克，在野战和城市攻坚作战中对各军、师助力极大，在进攻腊戍等作战中较为出色地完成了突破日军阵地的任务，时人称赞其“实开吾机械化部队空前之新纪录”。美机在对驻印军进行空投补给的同时，也执行着对地攻击任务，在密支那攻防战中美军P-40战斗机“投弹精确，射击良好，能适时予敌之重要据点以猛烈之破坏”。 远征军在反攻滇西作战中，其火力支援单位在数量上和质量上都无法同在缅北的驻印军相比。然而相对于国内其他战场，远征军仍得到了较好的火力支援。据宋希濂回忆，美国第十四航空队不仅取得了战场的制空权，还“经常协助第一线部队的攻击，例如松山敌人的坚固据点，赖美机低飞投掷五百磅乃至一千磅的炸弹才得摧毁，在腾冲、龙陵的若干据点也是如此”。值得一提的是国军独立炮兵的贡献。当时国军独立炮兵实力捉襟见肘，能够调动的炮兵部队相当少，但军政部依然将实力最强的独立炮兵第七团和第十团调至滇西，配属远征军使用。在围攻松山的战斗中，炮兵第十团的9门德制150毫米榴弹炮、炮兵第七团混合营一个连的英制115毫米榴弹炮、两个连的苏制76．2毫米野炮担任远程轰击任务，以持续的炮击将日军坚固工事“软化”，使其成为简易阵地；同时掩护攻坚步兵跃进至日军阵地附近，“如木匠之拔钉”对其地堡实施焚毁或爆破作业。炮兵第十团第一营第二连3门榴弹炮在某一日的战斗中，在两个小时之内发射炮弹300余发，其火力之旺盛可见一斑。 众所周知，中国国内大多数战场的国军炮兵实力弱小，相当程度是由于驼峰航线运力有限，无法将中型以上火炮运交国军。不过，美方对于中国空中力量的援助并未受此影响，经过多方博弈，在美国第十四航空队司令陈纳德(Claire Lee Chennauh)的帮助下，中国空军接收美机得以恢复元气，而且其中的一部分单位同美方混编为中美混合团(China—American Composite Wing)，成为新锐主力。湘西会战中，中美混合团承担了相当规模的战场空中遮断任务，为缺乏独立炮兵支援的数个卅四年甲种军提供了充分的火力支援。其中，中美混合团所辖第五大队出动了2200余架次，创纪录地投掷了100多万磅炸弹，射击了80多万发机枪弹，给日军造成了巨大的杀伤。在战役初期日军进攻阶段，第五大队就集中兵力对其轮番轰炸扫射，使日军“在阵脚未定之前，就受到最严重的致命打击”；而在此后的相持和国军反攻阶段，第五大队应陆军要求对日军进行成功阻滞，使其“毫无活动余地，只有困守战壕，坐以待毙”。按照参加战斗的第五大队第十七中队中队长项世端的说法：“从前敌人对待我们的办法，现在是一模一样的[地]回敬他们。”三支美械部队在缅北、滇西、湘西所获得的火力支援各有特色：多维度的火力支援，使得本身装备良好的驻印军如虎添翼；半美械的远征军各军、师直属炮兵乏弱，能够拔掉日军苦心经营的要塞据点，离不开美军航空兵、国军独立炮兵的支援；二战中美军惯用以空军对地攻击部分替代野战炮兵的功能，卅四年甲种军有意识地学**了此种思路，通过充分利用空中优势，弥补了独立炮兵的缺乏和军、师自身火力的不足。平心而论，无论是单位实力相对雄厚的驻印军所辖各军，还是单位实力更逊的远征军所辖各军和数个卅四年甲种军，就编制和装备而言虽优于国内其他部队，但与同时期英、美、苏、德的同级单位相比依然存在不小差距。幸而美方提供的不仅是新的编制和械弹，还有相对完整的美式作战体系：这些美械部队的官兵均受过不同程度的技术、战术教育，美方对其粮弹补给提供了巨大的帮助，炮兵、航空兵对敌军的轰击和压制也起到了显著的作用，为上述部队补齐其作战能力上短板的同时，保证其改编之后的装备优势得以充分发挥。由此足见训练、后勤、火力支援等构成的作战体系确实是美械部队战斗力的重要来源。其中，驻印军在此三方面得到的加成显然更多，进一步扩大了它相对于远征军、卅四年甲种军在单位作战能力上的优势。 四．余论 考察驻印军、远征军、卅四年甲种军这三支美械部队的发展历程，需将其置于中美军事合作的语境之中。这些军、师作为美国对华军事援助的产物，时刻变动着的美国因素对于美械部队发展轨迹起到极其重要的作用，中、美军事合作处于和谐融洽的阶段，美械部队的编练工作往往开展得较为顺遂，卅四年甲种军得以快速改编便是一例；中、美军事合作产生一些矛盾时，美械部队就可能出现状况，郑洞国执掌的新一军“强枝弱干”便是一例；当中、美军事合作冲突不断，美械部队的发展自然也举步维艰，缺枪少炮的远征军被迫仓促反攻遭受损失便是一例。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中、美军事合作历经跌宕起伏，导致三支美械部队的命运如此不同，缘中、美军事合作本身与此前中国与德国、苏联的军事合作存在着巨大区别，是属于两种不同性质的合作。战前中、德双方在政治、战略层面上并无共同诉求，德国对华军援主要为了换取经济利益，某种意义上属于政府间在特定领域的交易；战时苏联对华军援带有牵制日本、保卫苏联自身的考虑，然而其援助更多地体现为技术性援助，重点是提供武器、意见和建议。在这样性质的军事合作之中，中国的主体性没有动摇，受到国民政府和蒋介石的欢迎。中、美军事合作与此二者显然不同：建立在世界反法西斯同盟政治基础上的美国对华军援，背 后隐藏着美国对中国的军事、政治诉求，援助成为美国外交的重要砝码；中国的权益和企盼屡屡受到二战其他战场局势和同盟内部关系亲疏远近的影响，多次沦为牺牲品；美方在输出武器和技术支持的同时，还在尝试按照自己的想法改造中国军队，甚至计划直接控制国军。蒋介石在日记中痛斥美国“扶持其租借法案及武器，以要求我交给华军指挥权”，表示宁可拒绝“武器之援助”，美方也“不能掌握我指挥权”。中、美军事合作尽管全面而深入，但难免如同齐锡生所说的那样常常“剑拔弩张”，美援的数量和质量因之持续波动，导致三支美械部队的发展轨迹呈现如此大的差别。 事实上，战时美国输入中国的军援物资总额实在不多，仅占美国对外军援总额的3％ ，而且相当长一段时期内物资主要流向了在华美国空军单位，故用于充实美械部队的武器装备数量相当有限。如此条件之下，三支美械部队中只有驻印军采用了配置较高的编制并基本全部装备了美械，而卅四年甲种军美械化程度不够高，以及远征军以国械为主、辅以部分美械的实际状况，也都不足为怪了。“美械”的名不符实，恐怕才是战时多数美械部队的常态。而就作战能力来说，即便是配置最高、装备最好的全美械部队—驻印军，其单位作战能力与同时期参战各国的军、师相比，仍存在着一定的距离。1938年7月之后，国军以军为战略单位，而二战中的美军以师为战略单位。两相对比，美军一个师的实力要大大超过美械国军任何一个军。按照美国陆军采用的1943年师编制计算，一个师约1．5万余人，辖三个步兵团，直属部队为榴炮营三个，工兵营、补给营、医疗营各一个，连级侦察队、宪兵连、通信连各一个。虽然人数不及国军一个美械军的半数，但美军一个师编有12门155毫米榴弹炮和36门105毫米榴弹炮 ，而驻印军一个军至多拥有12门105毫米榴弹炮和72门75毫米山炮，火炮数量虽多于前者，但火炮口径正好相差一档。双方火力水平高下立判，而在其他方面如反坦克能力、单兵火力等差距也是相当明显。 同作为战略单位，二战后期日军主力甲种野炮师团的实力虽出现了缩水，但美械部队中最强的一个军与其相比，也不具有绝对优势。日军甲种野炮师团人数超过1．8万人，辖三个步兵联队，直属工兵、野炮兵、辎重兵联队各一个，此外还有卫生队、通信队等附属单位，配有12 f-j 105毫米九一式榴弹炮、24门75毫米改Z．A式野炮、12门75毫米四一式山炮。一个日军甲种野炮师团的火力配置与一个美械军基本相似，而其官兵数量只有后者的一半，故火力密度仍高于美械军。只是编制较抗战初期有所缩小，一个甲种野炮师团同一个美械军正面对抗，兵力上不敷分配，恐再难拥有过去面对国军其他单位那样的主动权。时人对于美械部队的编制水平和装备状况并非没有客观的认识。1945年8月6日，驻苏大使傅秉常在日记中记载，武官郭德权告诉他：“美方所谓供给我方三十师所用军械，其数目绝非如美国师所用之物品，只系我方所需要最低限度之数目，即较日本方面之倍[配]备亦尚不如。例如日本每师有轻炮、中炮共六十四门，而美方所供应我者，每师不过轻炮十二门，弹克车亦不足，是以我新师之力量，亦只能足于日本军队退却时追击之用，而不足以平等之进攻云云。”尽管拿并非战略单位的师和日军战略单位师团进行比较稍欠公允，但郭德权关于所谓“新师”单位实力有限的判断，仍颇有见地。三支美械部队在各个战场上表现出的较强战斗力，不仅来自军、师装备的美式武器，而且来源于美式作战体系内官兵所受到的训练、相对可靠的后勤和其他单位提供的火力支援。这样的观点，或许是当时国军将帅们的共识。廖耀湘于1945年1月4日在陆军大学介绍驻印军在缅北的成功经验，就指出物资补给、“火力同机械的力量”、制空权、指挥官旺盛的“企图心”这四点是得胜的关键。而在听者徐永昌看来，廖氏演说的重点，是“驻印军所以军纪好、战力强等等，皆是物资多、准备足、运输强之结果”。何应钦在此前也发表过类似言论：“驻印军也是普通的中国人，可是因为装备训练的优良，其战斗力与内地国军比较，几有天壤之别。如此可以见到装备训练是如何的重要。” 1945年2月2日，蒋介石谈整军时，明言“若就过去一年作战成绩，将驻印军与国内部队作[做]一比较，吾人即得一共同认识，即军队战胜之条件，不仅在指挥运用，而在人员武器充实、编制合理、训练完善、尤须具有人事经理及办理后方勤务之良规”。训练、后勤和火力支援作为构成美式作战体系的主要方面，其重要性再怎么强调似乎也不过分。1948年5月28日，美国《世界新闻》杂志刊文分析解放战争中美械部队遭遇毁灭的原因时，就指出抗战时期美械部队在后勤和训练上的优势不复存在，是这些军、师陷入灭顶之灾的原因。文章说：“国民党无法维持美国所建立的供应制度，而迫使新一、新六两军的供应发生严重困难。如果没有正常的供应工作，而欲使‘美化’部队适应于不合时代的军事机构，其结果必定遭难”；而“缺乏集中训练和补充制度，也摧残了美国所训练及装备的部队，当东北战役‘美化’军队蒙受损失而急待补充时，而补充的，全是一些未受训练或训练不良的士兵，由于劣等士兵的经常渗入其中，新一、新六两军的品质，就日见退化”。 相应地，内战中国军无法在所有战场上集中火炮和飞机为参战的美械部队提供足够火力支援，美械军、师的作战能力进一步被削弱，也是无奈的必然。足见，美械部队作战能力的发挥主要依赖于美式作战体系的正常运转，若整个体系遭到瓦解，这些部队即便采用所谓的美式编制、装备相当数量的美制武器，其战斗力也将大打折扣。内战中美式作战体系的瓦解，反映了这一时期中、美军事合作遭遇顿挫。恰如前述，抗战后期出现的三支美械部队之命运，实际深受两国军事合作关系的宰制。1946年解放战争开始后，国民党政权与美国政府关系出现曲折反复，美国对华军事援助趋于停滞。美械部队因之受到的影响较国军中其他部队更甚：一度实行的对华军售暂停，直接导致这些军、师陷入缺枪少炮的困境，既定编制无法维持，实际配备更是捉襟见肘，战斗力下滑速度惊人。美方打造的作战体系同时难以为继，是其作战能力走向崩溃的一个催化剂。美械部队在抗战结束时作为一支举足轻重的武装力量，未能逃过“其兴也勃其亡也忽”的宿命，在昙花一现后便消失于历史的尘埃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