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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开元通宝”钱是我国最早的通宝钱。秦汉以来所铸的钱币,通常在钱文中都明确标明钱的重量,如“半两”“五铢”“四铢”等等。大名鼎鼎的长寿五铢,却在新莽后的三次货币变革中面目全非,再无古朴雄浑之姿,并于唐高祖武德四年(621)寿终正寝。
2、唐武德四年七月,高祖李渊废五铢钱,行开元通宝钱。所谓开元,即“鼎革开国”之意,汉时就已常用。《汉书》有“历纪开元”的用语,南朝萧道成登基时,也用“开元创物”行文告天。至于通宝,大抵就是“通行宝货”的意思了。
3、开元通宝钱一反秦汉旧制,钱文不书重量,是我国古代货币由文书重量向通宝、元宝演变的新起点,钱币的纪重时代彻底结束,此后我国铜钱不再用钱文标重量,都以通宝、元宝相称,它一直沿用到辛亥革命后的“民国通宝”。
4、古钱币的面文往往由名人撰写。由于年代久远,关于题写者的记载往往语焉不详,多是后人的附会之语,如李斯之于半两,苏东坡之于元丰通宝,戴熙之于咸丰通宝等。开元则不然,《旧唐书》明载其面文的题写者是楷书圣手欧阳询,但是在面文的读法上却颇有争议。
5、四字方孔钱的面文读法有二:一为上下右左,是谓直读;再则为上右下左,是谓旋读。具体到开元钱时,直读为“开元通宝”,旋读为“开通元宝”。若按新、旧《唐书》“开元钱之文”“武德四年铸‘开元通宝’”的记载,开元钱应是直读,即“开元通宝”。
6、可是,在《中国历代钱币图解与注释》(任双伟)一书中却提出与新、旧《唐书》迥异的史学名典。先是《唐六典》所述:“皇朝武德中,悉除五铢,更铸‘开通元宝”钱。”再是《通典》所述:“大唐武德四年废五铢钱,铸‘开通元宝’钱。”如此,开元钱面文的读法便饶有争议了。
7、但是,该书中又指出,倘若书读得细,或也能发现些许关节。如《通典》虽然持旋读的“开通元宝”之说,但是《通典?食货一》中却有“钱者通宝”的记载,可知“通宝”在唐时已经有代指钱币之意。或许答案就在《旧唐书》中的这段文字中:“(开元通宝)其词先上后下次左后右读之。自上及左回环读之,其义亦通。流俗谓之‘开通元宝’钱。”至于《唐六典》与《通典》的说法是否是流俗之见,可能只有欧阳询能说得清了。
8、开元通宝钱首铸于唐武德四年(621),常见共13个版式:短头元、直元、尨字、小字、容若、道劲、大字、大字狭元、低头通、低头通矮元、平头通、小通、小通小宝。此后,五代十国时,闽太祖王审知于贞明年间铸造发行,其钱字体雄健,背后有星文、“闽”“福”“殷”等字样。南唐中宗李璟铸开元通宝,其钱文篆隶成对,皆有大钱。南楚、南汉再铸,背文常有星、月、文字,或省笔为开平,亦有开元五五、五五等。
9、唐初期铸造“开元通宝”钱背面嵌纹而不纪地名。至唐武宗李炎会昌年间(841-846),铸“会昌开元”钱,背加“昌”字以为识别。之后,各地纷纷仿效,共计背文有“昌、京(长安)、洛(洛阳)、益(成都)、荆(江陵)、襄(襄阳)、蓝(蓝田)、越(绍兴)、宣(宣城)、洪(南昌)、潭(长沙)、兖(兖州)、润(镇江)、鄂(武汉)平(昌黎)、兴(兴平)、梁(汉中)、广(广州)、梓(三台)、福(福州)、桂(桂州)、丹(晋城)、永(零陵)”等23种。
10、桂阳采铜铸钱记载于《唐书?食货志》:“元和三年(808)五月,盐铁使李巽上言:‘得湖南院申,郴州平阳(今桂阳县地)、高亭(今永兴县地)两县界,有平阳冶及马迹、曲木(雷坪矿)等古铜坑,约二百八十余井,差官检覆,实有铜锡。今请于郴州旧桂阳监置炉两所,采铜铸钱。以两炉日约二十贯,计一年铸成七千贯,有益于人。’从之。”此外,各类史籍还有“掌二十八铜矿以铸钱”“全国铸造炉99座,桂阳郡立5座”等记载。
11、北宋藏书家、书画鉴赏家董逌《续钱谱》记载:“会昌中,扬州节度使李绅于开元新钱背加“昌”字,以表年号,有敕铸钱之所各以本州郡名为背文,于是湖南(今长沙)钱用‘潭’字在穿左,桂阳监钱用‘桂’字,在穿右。咸通十一年,桂阳监铸钱官王彤进新铸钱文曰‘咸通元宝’寻废不行。”清光绪《湖南通志》据此为记。
12、综合史料,开元通宝“桂”字钱,有两个出处,一是“桂州监”(今广西桂林);二是“桂阳监”(今湖南桂阳)。
13、开元通宝钱的特别之处在“元”字上,第二横不带钩,称为“直元”。当时,开元通宝“桂”字铜钱铸造出来时是带左钩或少量右钩,现今,坐落于桂阳宝山顶上世界上最大的钱币塑雕,就是属于左钩“元”字。而之所以开元通宝背“桂”铜钱会出现多个版本,因为铸造的钱炉、年份不同导致的差异,一般同一模版会在使用一段时期后因为磨损要进行更换。
14、桂阳因为有丰富的矿产资源而成为银、铜、铁等多种矿藏开采和冶炼的重镇,铸币时间持续百余年,版本繁多,前期铸造精美厚重、字迹规整,晚期轻薄、字迹粗劣,钱币质量随着当时唐王朝国力的兴衰而变化。
15、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长沙出土了一批马楚政权时期的铅质开元通宝“桂”字钱,正面印有“开元通宝”四字,背面同样标有“桂”,据考证说是潭州炉(长沙)铸造。这也说明桂阳铸造“桂”字钱在当时湖南地区流通广,数量多,影响大,以致五代时期潭州开铸铅钱,样式也模仿桂阳造开元通宝“桂”字钱。
16、说来也怪,开元通宝除了面文和“桂”字迷雾重重外,就连背面的“月纹”也有诸多轶闻,其中流传最广的、莫过于“甲痕说”,即是说这弯弯的月纹是某位后宫宝眷的指甲印。
17、《太平广记》有个典故,大意是欧阳询进献开元通宝的蜡制钱样时,文德皇后(即长孙皇后)掐拿样钱,留下一处指甲痕,故依样钱制钱后,开元通宝背后产生甲痕。仔细查阅,才知是引用盛唐文学家、书画家郑虔的《会粹》中一处记载。此说疏漏明显,想那欧阳询进献时,皇帝尚是登基三四年的唐高祖李渊,还是秦王(李世民)妃的长孙氏绝无接触样钱之可能。
18、钱币学家、中国钱币博物馆首任馆长戴志强的著述称,五代时,出现了更为完善的“甲痕说”版本。凌璠在《唐录政要》中将掐拿蜡钱的文德皇后,改为唐高祖的太穆皇后(窦皇后)。北宋张舜民在其笔记小说《画墁录》中亦持此说。南宋王观国在其字书《学林》中,也有“太穆皇后”云云。其实太穆皇后早在唐朝建立前就已崩逝,被追封为“后”更是其子李世民登基以后的事情了。
19、司马光在《资治通鉴》中,便将以上两说之弊一语刺破:“时窦皇后已崩,文德皇后未立,今皆不取。”
20、与前两者相比,“甲痕”的第三位主人可谓人尽皆知了,此人便是四大美女之一的杨贵妃。宋人王楙在其著作《野客丛书》中提到了徐彭年的《家范》一书,对书中“(开元)通宝,此钱背有指甲文者,开元皇帝时铸,杨妃之爪甲也”的记载,颇不以为然,却又误认为“爪甲痕者”是文德皇后。此外,宋人叶大庆的《考古质疑》和刘斧的《青琐高议》中也都有关于杨贵妃甲痕的记载。
21、“贵妃甲痕说”错把“开元通宝”当作了唐玄宗的“开元”年号,误以为“开元通宝”是唐玄宗铸造的年号钱。然,开元(共29年)二十三年(735),杨玉环册为寿王妃(寿王李瑁,李隆基第十八子)。天宝四年(745)才被李隆基册封为贵妃的。
22、其实钱币背后的标记约有四种含义:一是显示铸地,如直百五铢背“为”,即是指蜀汉的犍为郡,此种标注方法在后世的会昌开元、崇祯通宝与清代钱币中,尤为典型;二是显示炉别,用以统计铸炉,方便管理;三是装饰之用,如灵帝五铢背四出、永安五铢背四出等;四是吉语、压胜之用,如永安五铢背吉、道光通宝背天下太平等。至于开元的月纹,应该是标示铸地与炉别之用了。
23、如若从钱币的铸造工艺来看,“甲痕说”更是里不攻自破了。
24、古代铸币工艺大致可分为“两种三阶段”,即范铸法和翻砂法两种,单层范、多层范以及母钱翻砂三个阶段。
25、范铸法全盘继承了青铜器的范铸方式,采用“模—范一熔液一浇注”的铸造模式。单层范流行于先秦至西汉时期,又称为“平板范竖式浇注”,范内以树状图的方式排列着若干币模,模子之间以浇道相连通,铸币时将铜水沿浇道灌入,铜水冷却后,就形成了一枚枚钱币。但由于单层范铸出的钱币数量有限,效率不高,因此逐渐发展出了更为高效的“叠铸法”。“叠铸”又称“层叠铸造”即将多个单层范叠合,组装成套,再沿浇道灌注铜水,逐层取钱。叠铸法兴起于西汉,新莽后开始流行直到隋唐时逐渐被翻砂法代替。
26、翻砂法,又称母钱翻砂法,主要分为三步:第一步是手工雕制出雕母,再用雕母翻制出若干母钱;第二步是把母钱放入以砂土添实的框子中,再以另一框子扣于此框之上,待上下框内砂土成型后取出母钱,再做出浇道,形成砂质钱范;最后,浇灌铜水凝结成钱。翻砂法的优势在于方便控制单次铸币数量,且模具制作方式简单,损耗率降低,原料来源丰富,大大降低了成本。在被机器铸造替代之前,母钱翻砂法一直是主要的铸钱法。
27、欧阳询上献的开元通宝样钱就是翻砂法中的母钱。由于要用母钱印砂,所以母钱背后的月痕必须是凸出的阳文,才能在型砂中印出凹陷的阴文,最后浇灌出凸出的月痕。依据铸币常识,无论贵妃如何拿捏,也是断断形成不了突出的月纹的。
28、开元通宝钱是古钱币史绕不开的门类,前辈著述时免不了添些掌故,有时来了兴致,点石移山、羽化成仙的事儿便都出口了,最后免不得侃几句贵妃的纤纤细指。旁人或惊或喜,也有遮住口鼻忍俊不禁的,只是那长者却早已意兴阑珊了。
29、古今多少事,毕竟深究不得,如同那大江明月,皆在口中,只道是语前明月,语后清风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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