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连环画收藏网，1950年代上海连环画业的改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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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上世纪20年代连环画之名出现伊始，中国的连环画事业发展到上世纪五六十年代，进入了繁荣时期。上海是现代连环画的诞生地，1927年上海世界书局出版的《连环图画三国志》，首次给了“小人书”以正式的学名和称谓。透过上海，足以洞见中国连环画业的历史进程。事实上，上世纪五六十年代上海的连环画无论从创作内容到出版发行都与之前有了质的变化。中国美术家协会会员、连环画艺术委员会委员，上海非物质文化遗产连环画传承人范生福先生，在接受笔者采访时就曾谈及：“上海的连环画遇到比较好的机遇就是社会主义的改造，从此把老的连环画改造成新的连环画。”

1927年上海世界书局出版《连环图画三国志》封面

国家文化部在1951年的工作报告中明确指出：“发展新连环画与新年画，改革旧连环画和旧年画，这是美术工作方面的重点。”连环画，这种通俗读物为何引起国家的高度重视？连环画又叫“小人书”，主要受众群体是少年儿童，但并不是说只有小孩才看连环画。1949年，周作人在《小人书》里说到：“在上海或是北京的马路上行走，常可以见到路旁边有些小书摊，却不是卖的，只是借给人看，又不拿回家去，只在摊边翻看。这在北京名为小人书，但也并不专门只给小孩们看，有好些成年人也在那里看着，而且还很滋滋有味的。”著名作家沈寂回忆：“父亲是穷苦出身的大商人，家道富裕。可是父母都不识字。当时，上海滩的文娱生活不比现在少，我父母虽然爱看戏，但不能天天上戏院，夜夜看电影。唯一解闷消遣的办法，就是到‘小书摊’去租‘小人书’看。我父亲开一家棉花号，一爿花袋店。店里的伙计，白天劳动，晚上休息，闲来无事，也看‘小人书’。”（沈寂：《我和连环画有缘》，见汪观清、李明海主编《老连环画》，上海画报出版社，1999年1月，第6页）可见，连环画并不仅仅是孩子们的“专利”，特别是从晚清至二十世纪中期，在社会文化程度普遍低下、文化传播形式极其单调的情况下，它的读者群体非常庞大。据1950年12月不完全统计，上海本埠前后出版的连环画约有三万种，发行量超过三千万册，而在出租书摊上经常流转的有一万多种。真可称得上铺天盖地。

新中国成立初期，新旧政权更迭，政府急需向民众宣传新的政策，改弦更张。连环画这种喜闻乐见的形式比较容易为群众所接受，拥有引导和教育大众的功能，恰好为政府提供了宣传教育的工具和载体。上海乃至全国连环画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为20世纪五六十年代连环画事业黄金时期的开启奠定了基础。

1949年之后，上海连环画业的改造首要是对内容题材进行审阅。这对连环画来说并不陌生，民国时期，连环画必须审查批准，有指示后方可出版。有时因为审查时间太长，大部分书商采取一书数审的方法来对付，即一种书通过审查后，将此书的书名、人名、句子略为改一改再送审，目的在于混批示，东西到手改一改后，“张冠李戴”地出版。比如某某书局在“天字第一号”批示上加上一划，出“天字第二号”；又如某书局的“戆”进化为“阿戆”、“阿戆大”“阿戆大传”等。因为批示很难到手，所以在同业间出现了黑市，一时生意颇为兴隆，最高价格到过一张批示三担白米，甚至更有审查员亲自上门卖，成交价格是半担米换一张批示。由此可见，民国时期连环画的审查十分混乱，甚至成为了官商勾结、敲诈勒索的工具。以100种民国时期连环画作调查对象，其中史话23％，神魔小说22％，侠义小说32％，男女小说8％，民间传述8％，戏曲7％。（上海市档案馆馆藏号B172－1－23，“上海连环图画概况”，第10页）

解放初期，上海连环画的审阅工作较民国时期有了迥异的变化。政府并不对原稿直接审查，而将审查权交付于相关团体组织。如在连环画作者联谊会中设研究组；在出版业联谊会中设立评审委员会；在连联书店中有评审组。再通过美术协会等群众团体，搜集成书,制定审查标准与尺度。从解放后到1951年4月，短短一年多时间，上海连环画的出版种数就达1139种，内容题材据统计为：战斗事迹23％，农民翻身30％，工人生活6％，历史故事6％，英雄劳模5％，婚姻问题4％，思想改造2.5％，抗美援朝2％等。相比民国时期，1949年之后的新连环画内容以农村中的反对霸权故事最多，其次是参军抗战故事，讲述工人生产生活和宣扬英雄人物事迹的也不少，更是首次出现了破除迷信、军民合作的题材，这在1949年之前是不曾有过的，与当时的社会环境息息相关。1950年4月，政府颁布了新的婚姻法，一时间以婚姻问题为题材的作品多了起来。连环画出现了《婚姻自由的故事》《小二黑结婚》《两家春》《夫妻团圆》《李宝琴争取婚姻自由》等作品。

连环画的改造过程中，许多从解放区来的画家带来了新的思想和技艺，涌现了王叔晖、刘继卣、戴敦邦、贺友直、顾丙鑫、颜梅华、王弘力、华三川等著名的连环画家，出现了一批喜闻乐见的作品。由丁斌曾、韩和平绘画的10册套《铁道游击队》（刘知侠原著，董子畏改编）从1955年到1962年出版完毕，此后这套书共再版20次，印数达到3652万册，在那个时代有很大的影响，也是迄今为止印量最多的作品。1957年，连环画《三国演义》由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出版，全套共60册，7000多幅画图，这是迄今为止篇幅最多的一套连环画作品。1960年代连环画泰斗贺友直的《山乡巨变》（周立波原著，董子畏改编）被称为中国连环画史上里程碑式的杰作。

解放前，画“小人书”这个职业是被瞧不起的，画者地位相当低下。那时想学连环画，必须先拜师，学徒三年，其间所有绘画作品都由老师处理，不供给膳宿，不负生病和死亡的责任。师父经常将徒弟关在家里描画，不准出门口一步，必须学三年，帮三年，白做六年后才算满师，才能出去自立门户。虽然条件苛刻，但仍有许多年轻学徒拜师学画，因为“当时从事别的行业往往需要本钱，对于那些既没有本钱对画画又有些兴趣的人来说，画连环画该是个不错的选择了。”由于当时连环画的出版发行都掌握在少数出版商手里，想画连环画，先得有书局老板雇用，才能从事创作。即使被聘，也没有创作自由，一切都是出版商说了算，连环画作者受到出版商的控制甚至是剥削。据范生福先生回忆：“那时候出版连环画以私营为主，很方便，随便一个皮包公司，成立两三天时间就可以出书。剧场演什么戏，如果红的话，马上就能够出连环画。以前那些私人老板身边都有几个当红的画家，他们带一批学生，一两个晚上就能把一本书画好。”有些出版商为了加紧从一些有影响的多产连环画家身上榨取利润，要他们没日没夜地为书店赶画，甚至引诱他们吸食鸦片。

朱润斋是解放前较为读者所熟知的老一辈连环画名家，他在短促的一生中自编自绘长篇大部的连环画多达三十来种，深为当时大众所喜爱，在抗日战争前的上海连环画界独树一帜，有口皆碑。但就是这样一位连环画大家在旧社会的境遇却十分悲惨，据他的儿子朱光玉回忆：

当时我家七口人，全靠我父亲画连环画生活。他最早给宏泰书局画画，老板很苛刻，每画一页（即两幅）只给四角小洋。后来由于出版商互相竞争，由志成书局出一页六角小洋的代价，把我父亲从宏泰书局挖走了。当时上海的物价天天上涨，生活发生困难，不得不向老板预借一点稿费，结果前账还没有画了还清，后账又欠下来了。我父亲积劳成疾，得了肺病，经常发烧；却不但无力医治，为了生活，只好带病画画。他一天天消瘦下去，但是书店老板逼得很紧，不画不行。志成书局的老板劝我父亲说：“朱先生，我看你弄些烟吃吃吧！”隔了一天，他就带来一个“烟鬼”教我父亲吸鸦片，渐渐就上了瘾……一九三二年父亲的病情越加重了，被生活逼得卖掉了收藏的古画和资料。1934年夏天，北公益里失火，我们一家除了穿在身上的衣服和父亲手头的画稿，其余都烧光了！我家在成都路热河路找了一间底层破屋，我们整天闻的是马粪马尿的臭味，不卫生极了。可是书局老板还天天逼画，父亲的肺病终于发展到没法救治，在一九三六年五月初四凌晨三时去世了。他才活了四十六岁！他死后，家里穷得连一口薄薄的棺材也买不起。（朱光玉口述，王悟生整理，《回忆我的父亲朱润斋》，载《连环画论丛》第1辑，1980年8月）

朱润斋先生的经历是1949年之前诸多连环画家艰辛生活的真实写照。事实上，为了赶稿吸食毒品而丧命的连环画家不在少数。当时与朱先生齐名的青年画家周云舫，很有才气，被称为“全才画家”。著名连环画家钱笑呆曾如此评价：“朱润斋和周云舫堪称连环画作者中的‘一时瑜亮’，各成一派，朱派以工整严谨得名，周派以生动活泼获誉。”可就是这样一位有大好前途的青年画家，经不住诱惑吸食了鸦片，只活到二十九岁便夭折了。还有青年画家何庙云，不但吸上了鸦片，甚至吃上了“白面”，结果在一个冬天冻死饿死在一个岗警的亭子里。

1949年之前，上海连环画作者的生活非常艰苦，绘作者为了活下去，只好廉价出卖画稿。对当时连环画作者的经济收入情况，前人曾有过一番忆述：“这些小人书的编著者终日埋头苦干，待遇菲薄，每一册小人书约四十张图，加上文字说明，代价只有四元五角，有的只有三元，每幅不到一毛钱。”还有许多绘作者由于生活所逼，不得不改行去干其他苦力，例如拉塌车或踏三轮车，做小贩或跑单帮等。国民党统治时期，连环画作者大致分成两派，一派迎合国民党，按照“要求”为出版商画图，另一派则坚决抵制国民党，有的还参加了地下党的斗争活动。据范生福老先生介绍，当时上海滩连环画界“四大名旦”之一的赵宏本就是中共地下党员。

1950年1月8日，华东军管会文艺处组织成立“连环画作者联谊会”,参加者包括从事连环画绘画、布景、编文、写字以及学徒等共218人。1952年8月，在文化局美术处的组织下举办了连环画作者学习班，有100多位旧连环画从业者参加，前后共三个多月，进行政治学习和业务训练，邀请了专业的绘画老师教授素描绘画基础。培训结束后，这批连环画作者分别到当时的华东人民美术出版社、新美术出版社、上海图书馆和一些私营出版机构的编辑部门工作，也有被分配到江西、江苏、北京等外地出版社参加工作的。通过培训，许多旧连环画作者都成功转型，重新获得了工作，但是社会上还是有一部分生活困难需要靠救济的。解放后，上海的连环画绘作者，闲赋在家的有60多位。以前，这些人的生活来源都是靠私营出版社的稿费，但自从1954年私营出版社改造后，他们的生活很不正常，专业出版社很少向他们约稿，其中三分之二以上的人没有工作。这些人对于连环画业的改造多少是持抵制态度的，有人曾说“社会主义改造是好的，但却把我们的饭碗改掉了”。

1956年10月下旬，国家文化部向上海市文化局下发“文夏艺美字”第45号《关于对国画界及特种工艺艺人救济和安排的通知》。12月，上海市文化局将连环画作者归入特种工艺艺人，并拟定了《关于对部分国画、连环画作者的救济性的补助方案》呈上海市人民委员会文艺办公室，经批准后对生活困难的连环画作者进行临时性补助，救济标准为：

2.家属补助费，计三种情况，分别为：(1)家属不分大小，住在大城市（如上海、南京等）市区者，每月每人发给11元。(2)家属住在大城市郊区或中等城市（如苏州、常州等）者，每月每人发给9元。(3)家属住在小镇及农村者，每月每人发给5元。如本人或家属稍有临时收入而不敷支出者，则按此标准计算补贴其不足部分。

3.棉衣棉被费：本人及其家属如没有棉衣棉被，发给棉衣棉被，也可折价发给现款。

1949年之后，连环画编绘人员数量大大增加，“连环画作者联谊会”的成员，在1951年增加到了250人。原来旧连环画创作时随编随绘，事先没有脚本的随意写画变成了先编故事，再绘画的有序创作。1950年12月，在50本原稿中，文稿仅有2本，其余48本都是随编随绘的画稿。到1951年，已经是文稿多于画稿了。连环画绘作者也有了清楚的分工，编文和绘画术业有专攻，分工合作，不再编绘不分。与此同时，对部分年老体弱，无法从事创作和创作水平低下的连环画学徒等进行生活救济。“连环画作者联谊会”这一过渡时期的群众组织，也在1957年，政府完成了对旧连环画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后，完成了其历史使命而解散。

上海是连环画出版的发源地，1949年前，约有70余家旧连环画出版商。上世纪二三十年代，上海连环画的出版业形成于闸北蒙古路北公益里一带，店多成市，每当夜幕降临时，书店就逐渐忙碌起来。范生福回忆道：“北公益里的书店大都是小作坊、夫妻老婆店。一个个的小隔间，也就是上海人所谓的亭子间，那就是一个个发行连环画的单位了，就像现在的福州路是书店集中地一样，那里是专门集中交换连环画的地方。”“八一三”淞沪抗战爆发，集中在北公益里的连环画书坊纷纷迁入租界，分散在各小街小弄之中，但生意还是要做。各书坊除自己所出版的品种外还需要别家的来充实，便于附近书摊选购，书坊业就租借了上海八仙桥附近桃源路（嵩山电影院后面）139弄30号石库门房屋的客堂间，作为发行集散地。

1949年以前，上海连环画行销范围非常广。起初大部分销本地及江浙一带，后扩展至华南及武汉、天津、北京等地。当时连环画也向海外发行，主要通过广东路305号新加坡正兴公司设在上海采购书籍的申庄采购。正兴公司在香港、马来西亚、菲律宾等地均设有分店，在上海采购后至香港或新加坡再行转发。据老书坊回忆：“上海解放初期，正兴公司尚在采购连环画，那时书籍装运出口，海关不检查，后来出口制度日臻完善，出口书籍有了审查制度，正兴公司也就日渐停止采购，结束了业务。”

1949年后，旧出版家极少数奔避香港、广州，一部分观望，一小部分则顽固保守，表面敷衍应付，只有少数对于出版“解放书”的要求予以响应。大部分旧出版家翻印和新出完全是旧内容的连环画，虽然印数不多，但是靠着出得快，周转灵，也能赚钱，这类书被形象地称为“跑马书”。这种现象很快引起了政府的注意和重视，1950年8月20日上海市新闻出版处组织成立了“上海市连环图画出版业联谊会”（以下简称“连出联”），共有会员90家，大部分是旧连环画出版商。“连出联”成立后，组织了一个编审委员会，并制定了出版连环画的送审规则：“凡连环图画送审稿件，皆须由出版者加盖店章交上海市连环图画出版联谊会登记后，转送评审委员会。送审稿件必须缮写清楚，装订成册，标明书名、幅数及原作者编绘者姓名、出版书局，否则不予登记。稿件经评审后，仍由本会负责发还，送审人不得径向评审委员会擅自取还。新书出版应将评审编号以小字印于最后一页的画幅边缘上。每次新书出版，应送样本两部，一部存于出版业联谊会，另一部由评审委员会存查。”由此规范了连环画的审查制度，改进了民国时期的弊端，使连环画的出版程序逐步走上了正轨。

就出版社而言，解放初期就由华东新华书店（后改为华东人民出版社）吸收了一批职业连环画作者，组成连环画编创部门。1952年华东人民美术出版社成立，专门建立了连环画编辑室负责这项工作（该社后改为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同时，上海先后将190家私营出版社合并成立新美术出版社，专门出版连环画。1955年新美术出版社并入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上海人美扩建了连环画编创部门，成为全国连环画编创力量最雄厚的出版部门。原上海新美术出版社副社长、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副总编辑黎鲁在《忆新美术出版社》一文中提到：“五十年代前半期，新美术出版社被赋予上海连环画出版业发行的任务，一九五五年底，一百一十九家连环画私营出版单位都并入该社，社会主义改造的速度超过了人们的预想……由于形势的迅速发展，出版社人员也由原来的四五十人增加到一百八十人。一九五五年十月二十八日，出版处领导找我谈话。征求关于将“新美术”并入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的意见，他更关心私方人员对这一问题的看法。此事大约十二月初做了最后决定。到了十二月三十一日，两社合并的一切大小事务工作全部完成，当天举行了新机构的全体联欢大会。一般说这样的工作效率和速度，在当时是极为平常的。”

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1955年版《铁道游击队》多次再版

发行上，除了国营和私营出版社外，小书摊也是上海旧连环画业的一大特点和很重要的发行方式，可称得上是旧上海一道独特而又“亮丽”的风景线。解放初期，遍布于上海各个街巷的连环画出租书摊数量众多，读者庞大。茅盾先生曾经这样生动地描述过这些书摊，他说：“上海的街头巷尾像步哨似的密布着无数的小书摊。虽说是书摊，实在只是两块靠在墙上的特制木板，贴膏药似的密排着各种名目的版式一律的小书。—这‘书摊’如果我们也叫它书摊，旁边还有一只木条凳。谁花了两个铜子，就可以坐在那条凳上租看那摊上的小书二十本或三十本；要是你是‘老门槛’，或者可以租看到四十本、五十本，都没一定。这些小书就是所谓‘连环图画小说’。这些小书摊无形中就成为上海大众最欢迎的活动图书馆，并且也是最厉害最普遍的‘民众教育’的工具！”（《连环图画小说》，见《茅盾文艺杂论集》（上集），上海文艺出版社，1981年6月，第343页）1950年底，沪上有组织的连环画出租书摊约有两千余家，无组织的约有六百多家，分布于全市各个街巷，在出租书摊上经常流转的连环画品种约一万多种。

解放初期，连环画出租业的若干积极分子主动要求组织起来，请求上海市文化局艺术处指导“上海连环画出租者联谊会”（以下简称“连租联”）的筹备工作。经过两个多月的酝酿、宣传和准备，1950年8月4日起至9月23日，先后在全市各区成立了20个分会，最终于10月9日在天蟾舞台正式成立了全市性的“连租联”，参加的会员有2456人。其中以失业群体为主，男性占了大多数，普遍学历不高，多为小学学历，不乏目不识丁的。

1950年8月，国家文化部发文，要求上海市文化局负责与上海连联书店协商，通过他们的发行关系，将内容反动有害的旧小人书，有步骤地在全国各城市内陆续收回并补充同等数量的新小人书作为交换条件，并指出连联书店如果在经济或其他方面有困难，上海市政府可酌予帮助。11月，国家新闻出版总署发文至上海市文化局新闻出版处，要求改造旧连环画租书摊，使原有封建迷信色情及含有毒素的连环画本，能逐渐清除，有计划地逐步调换新内容的连环画。并强调：“此项改造旧连环画租书摊工作，在上海特别重要。如能做好此一工作，不仅能使损害人民精神健康的不良读物加速消灭，且可进一步的改良其他街头书摊，在读物的内容的逐渐提高中，为新的通俗读物的出版发行工作建立巩固的基础。对于此项工作，希望你处会同文艺处与该联谊会及连联书店等商洽具体办法。如采取‘分区’‘分期’的步骤。至于所需经费，可由你处先将详细计划拟订呈核，再由我署考虑酌量补助。希望你处详加研究，拟定具体进行计划，并在上海试行中吸取经验，以期将来逐渐推广国内其他城市”。（上海市档案馆馆藏号B1－1－1915，“中央人民政府出版总署致函上海市人民政府新闻出版处，请拟定改进上海旧连环画书租书摊的具体办法”，第2页）经过多次讨论，最后议定由上海市文化局新闻出版处和艺术处、“连出联”“连租联”、连联书店组合成立“连环画书摊改进委员会”。从连环画出版商已出版的600种新连环画中选印100种，采用加工订货的办法，按照实际成本再加5％手续费计价，并在以后出版的新连环画中陆续选购定印200种，按照定价的六折计算。总共选印新连环画300种，每种印3000本，正好是90万本。打算用1本新连环画，调回2本旧连环画，正好可以调回180万本。调书工作于1951年2月4日正式开始，至年底基本调换了135万多册旧连环画，占了所需调换总数的75％。1955年5月20日，中共中央发出了《关于处理反动的、淫秽的、荒诞的书库图画问题和关于加强私营文化事业和企业的管理和改造的指示》，全国各地开展了对旧书刊图画的处理工作。上海市委市政府联合多家单位专门组成了“上海市处理反动、淫秽、荒诞书刊办公室”。经大量工作，至1956年底，上海处理了旧小说、旧连环画150余万册。至此，旧连环画基本退出了出租书摊和图书市场。

随着旧连环画的肃清，许多出租书摊都入不敷出，摊主都选择放弃书摊，回乡种地，而书摊上的书则由政府收购。以后，出租书摊被越来越多的街道里弄图书馆所取代，伴随连环画出租书摊的消失，上海解放初期的连环画业改造也落下了帷幕。

连环画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之后，上海乃至全国连环画的发展进入了繁荣鼎盛期，新连环画终于基本取代了旧连环画而占领了图书阅览阵地。但同时在上世纪60年代的黄金期之后，过多脸谱化、符号化的东西，使得连环画的内容题材、创作形式千篇一律，逐渐丧失了活力。2014年，第六届“上海文学艺术奖”时隔12年后重启，当时仍健在的93岁高龄的连环画大师贺友直在获颁终身成就奖时说：“我要说谢谢，领这个奖我很难为情，因为我赖以为人民服务的阵地已经没有了，连环画已经被淘汰了。人民和国家没有忘记我，认可我，我衷心感谢。”一番看似幽默的获奖感言，实则透露出了些许辛酸和无奈。连环画业的萎缩和发展，值得人们思考。

（本文摘自《档案春秋》2017年02期，图片由作者提供，澎湃新闻经授权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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