傻瓜相机什么时候出现的 光阴的故事

老铁们，大家好，相信还有很多朋友对于傻瓜相机什么时候出现的和光阴的故事的相关问题不太懂，没关系，今天就由我来为大家分享分享傻瓜相机什么时候出现的以及光阴的故事的问题，文章篇幅可能偏长，希望可以帮助到大家，下面一起来看看吧！

物件和品牌的价值不只在商业，它更是种情怀，凝结着中国人的情感与记忆；也是一个个载体，承载着中国改革开放40年来的巨大变迁。

林林总总的物件在令人们的生活由黑白变为彩色的同时，也蕴含了深刻而富有意义的改革话题。

没有住房制度破冰，就不会有第一栋商品住宅楼；没有消费方式革新，就没有中国第一张信用卡的诞生；没有民营经济的春天，就不会有联想电脑、TCL等品牌的横空出世；没有对外开放，也就没有皮尔卡丹、松下、IBM进入中国……

即日起，新京报推出大型策划专题“改革物语”，通过讲述那些具有改革意义的物件与品牌的故事，展现它们在整个改革开放背景下的改革历程，以及未来的改革之路。

2011年10月，北京，前门地区老北京风情——大栅栏一处店铺里的老照片。资料图片/视觉中国

上世纪80年代的老相机。资料图片/视觉中国

1986年，崇文门路口，一个小摄影爱好者在路口拍照。资料图片：李云鸿/视觉中国

作为消费生活的产物，照相机产业在中国的发展，经历了从无到有，从大众到小众的历程。光影斑驳的照片，定格生活的瞬间，也记录着时代的变迁。

改革开放之前，照相机是生活中的“奢侈品”，改革开放后，照相机开始普及，在很多人的记忆中，国产照相机海鸥、东风、凤凰、红旗、熊猫等正是在那个时期进入千家万户，逐渐成为国人旅游出行的标配之一。

从黑白走向彩色、从半自动走向“傻瓜”、从胶片冲洗到数码打印。如今，智能手机正引领大众进入全民摄影时代，与此同时，无人机的出现更是颠覆了人们传统的摄影思维。

“在光线底下看胶卷”的日子成为一些人的童年回忆，而对于另一些人来说，“胶片机拍出来的风格是数码取代不了的”，老相机里藏着光阴的故事。

20世纪70年代初，10多岁的常夕（化名）第一次来到照相馆拍照，“我记得照相馆里面光线很暗，照相机用黑布遮着，拍照的师傅让我坐在椅子上不要动。因为是第一次照相，特别紧张，闪光灯闪的时候着实吓了一跳”。据常夕回忆，当时普通百姓买不起相机，大家都去照相馆拍照，起初照一次是两块钱，后来慢慢涨到5块，照一次相片等了一个星期才取出来。

在那个年代，除了照相馆，也有个体摄影师以拍照为生，方圆几十里就靠这一个人，为大家提供上门拍照服务。常夕大女儿的百天照当时就是找的个体摄影师，“一次5块钱，给洗了3张照片。”这在当时是相当昂贵的价格。

20世纪80年代初，吴国勇毕业之后因工作需要买了人生中的第一个相机，“我当时买的是凤凰牌的胶片相机，花了100多块钱。”一卷胶卷可以拍36张相片，吴国勇至今记忆犹新，由于胶卷这种珍贵的“不可逆”属性，每一次按下快门必须慎之又慎。也正因如此，当年每一张洗出来的照片都显得弥足珍重。

20多年前，马明（化名）还只是个孩子，回忆起第一次接触相机，“好像取出胶卷的时候要格外小心，大人们经常说一旦曝光了照片就白费了，我小时候倒是觉得在光线底下看胶卷比看相片更有意思，看不清细节，但就是觉得好玩。”

摄影爱好者文娜（化名）觉得，胶片相机代表着一个时代。“尽管现在各式各样的数码相机，但胶片机拍出来的胶片风格是数码相机取代不了的，只能通过后期去模仿，我现在也在学习仿胶片调色。”

真正让照片里的记忆鲜活起来的，是彩色胶片的普及，上个世纪80年代初，魔法一般的技术使得彼时国内的相片完成了从黑白到彩色的飞跃，并在一线城市盛行。

摄影爱好者吴国勇告诉新京报记者，“我从1984年拥有第一台相机后主要是玩彩色胶卷，富士、柯达还有国产的乐凯，也有玩这些品牌的黑白胶卷。”

据市民王涛（化名）回忆，大约在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彩色胶卷迅速普及，他感叹道：“还是彩色的好看，我第一次拍彩照感觉很神奇！改革开放真是使我们大家的生活进步了！”

公开资料显示，中国的照相机工业起步于20世纪50年代中期，在60年代，全国照相机生产量继续上升。70年代前半期，照相机工业开始复苏，1973-1975年，全国的照相机厂如雨后春笋般纷纷成立或重建，照相机的产量稳定上升。

到了改革开放初期，随着电子自动化技术的进步，我国照相机进入史上的“黄金时代”,并走入千家万户。

到了上世纪80年代，家庭用相机中开始出现一个新鲜词——“傻瓜相机”。为什么叫“傻瓜”？因为任何普通人，就算没学过摄影技术也一样可以拍摄照片，不用调焦距，只需按一下快门，就可以拍下照片，然后将胶卷送到照相馆冲洗照片即可。价廉物美，使得“傻瓜相机”风靡一时，进入很多寻常家庭。彼时，相机再也不是什么神秘之物了，成了普通家庭日常娱乐休闲必备的工具之一。

从黑白到彩色无疑是胶片相机的一大进步，而九十年代末我国照相机业再次面临重大变革，数码相机的出现将彩色胶片推下历史舞台，胶片相机也逐渐走下神坛。

据网易数码报道，20世纪90年代末的海鸥照相机曾一度面临资金问题。渡过难关后的海鸥开始思变，于1998年成功试制了国内第一台数码相机，开启了中国数码相机之旅。

上海海鸥数码照相机有限公司营运总监王文超告诉新京报记者“海鸥最辉煌的时候就是在20世纪90年代，年销售额达几个亿人民币。”1958年到2000年，海鸥相机的总销量达2200万台。

王文超表示，1985年到1995年，这是海鸥的黄金十年也是国产照相机的黄金十年。

到了2000年左右，国产照相机厂陆续停产胶片相机。

就在胶片相机还没有消失殆尽的时候，数码相机也已经开始走下坡路。

2016年10月，日本国际相机摄影器材工业协会（CIPA）发布的一组图表数据显示，2010年，全球数码相机整体出货量达到最顶峰，为1.215亿部，而此后连续6年下降。2015年，这一数字已少于2003年，2016年出货量为1300万部，仅为2010年的10.7%。

据王文超介绍，现如今国内的照相机厂只有海鸥一家仍然在生产数码相机，但是由于市场份额很少，“基本上也不做了”，“主要做相机定制，像一些特殊行业，比如医疗、美容、检测等行业，根据他们的需求给他们做定制相机。”

相机走向小众“从摄影中得到更多”

数码相机为何跌落得如此之快？不少业内人士认为，根本原因还是拜技术所赐，当年数码相机凭借技术优势打败了胶片相机，如今智能手机同样以灵活的拍照技术优势完胜数码相机。

一位90后摄影爱好者告诉新京报记者，“想拍好照片当然还是需要专业的设备，而手机便于携带、容易构图、清晰度也够，如果对照片质量要求不是特别高或者没有特别多的需求，用手机拍照真的够用了。”

在数码时代的摄影普及进程中，用户的“美颜”需求开始被商家注意和重视。据相机360于2015年发布的报告显示，中国用户手机摄影男女比例1:2.8。对于女性而言，除了方便快捷之外，手机软件提供多种滤镜和美颜模式对她们而言有巨大的吸引力“谁不希望自己拍出来是美美的呢？”

2014年，在美国《时代》周刊年度25大发明评选中，自拍杆上榜，理由是“让用户能把手机放到双手够得着的范围之外取景的（多种品牌的）自拍助手真正达到了增值效果。”

毫无争议的事实是，手机拍照开启了全民摄影时代，这是胶片相机、数码相机都没能做到的事情。因此，无论是胶片相机的停产、还是数码相机的销量下滑，也都不难理解了。

对于一些专业摄影师而言，他们希望从摄影中得到更多——表达内心、关注和反应社会问题，记录社会现象。

作为一名有着30多年摄龄的摄影爱好者，手中的设备也从胶片相机、数码相机发展到了无人机，吴国勇表示自己对于摄影的认识也在不断发生变化。以前，他也喜欢满世界追光逐影，用相机去记录生活琐碎。但是最近几年，他的镜头下有了吸毒者戒毒的成败、有了对深圳河历程的探寻、有了无处安放的共享单车……吴国勇说，“我用摄影去记录、去关注、去表达问题，是为了世界更加美好。”

吴国勇用无人机拍摄的一组名为《无处安放》的摄影作品在各大网站和社交平台被疯狂转发。这组作品主要拍摄的内容是共享单车“坟场”，过量投放的共享单车由于已经阻碍了公共交通，被集中堆放在所在城市的某一块空地上。

他告诉新京报记者，为了这些照片，他历经半年的时间，跑了几十个城市，所拍下的“坟场”近百个，只放出来了20个“坟场”，“因为这些‘坟场’是流动的，所以我得追着拍，时间很赶。”

《无处安放》引发了大众的关注，也在2018年7月10日获得了第二届“映纪实影像奖”阿尔帕奖和优秀奖。

吴国勇还提到许多有思想的摄影师，他们都对现实社会保持着高度的敏锐和观察力，开启了用摄影记录社会的大门。如当代摄影家李政德，他用十年时间拍了《新国人》，将急剧变化中的国人形象刻画得入木三分。

“向着社会的影像才最具力量。”吴国勇说摄影家鲍昆的这句话让其领悟颇多。

进入新时代后，数码照相机在手机的冲击下，规模快速缩减。而随着电脑的普及，巨量的照片可随时装进电脑里，冲印照片的需求也随之减少。在各种技术、市场更新的步履中，照相机走上了小众之路。

新京报记者阎侠实习生樊悦池编辑陈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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