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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季迁(1906~2003)又名季铨,字选青,别署王迁,己千,王千,纪千。苏州人,东吴大学毕业,善山水,从顾西津,吴湖帆,尤精鉴赏,集画家、收藏家、鉴赏家及学者于一身。与庞元济、张伯驹、吴湖帆、张葱玉、张大千并称“民国六大收藏家”。其收藏之富,为华人魁首,虽旅居纽约,但在海内外皆有极大的影响。
王季迁出生于江苏苏州,在苏州大的几个家族里边,王季迁家族算一个。周迅、寇世勋主演的电视剧《橘子红了》就是在他们家的老宅拍摄的。
其十四世祖王鏊是明代的宰相,且为著名书画家和文学家。当时王氏家族已经开始收藏书画了。清初花鸟画家王武及文学家王芑孙也是王季迁的前人。因此历代家族中亦常有能书擅画的雅士,往来的也都是书香门第,其家族收藏十分可观。
秉承家学,王季迁很早就开始学画,也因为学画才开始收藏。由于嫌原名“季迁”笔划太多,后改为“己千”,因取《中庸》“人一能之,己百之。人十能之,己千之”而得名“己千”。取“人十之,己千之”之意。他称:“别人学十次就会的东西,我要学一千次,因我的天分没有别人高。”出生于书香门第、士大夫文人墨客家族的王季迁,接受的是传统文人教育。除了家族中的耳濡目染,王季迁早期曾随名画家顾麟士习画,因此能够得以饱览顾氏“过云楼”珍藏。
中学毕业后,他赴东吴大学法律系就读,并拜著名画家、收藏家、鉴赏家吴湖帆为师。吴湖帆当时有很多弟子,现在大家所知道的好像一个是王季迁,一个是徐邦达。实际上,徐邦达不是吴湖帆正式的入室弟子。吴湖帆自己说,“季迁余之弟子也,邦达余之小友也”。对徐邦达非常客气,这在吴湖帆日记里记载得很清楚。刚开始,徐邦达买了很多假货,让吴湖帆鉴定,吴说挺好挺好,继续努力,这都是官话。
他曾在《吴湖帆先生与我——并略谈中国书画的鉴定问题》一文中概述了这一机缘:
“有天,在苏州护龙街的一间裱画肆中,偶然见到吴湖帆先生的大作。其画面上笔墨之清润、结构之精妙,顿时吸引了我。当世有这样高明的大手笔,我不禁心向往之。即向至友潘博山先生打听,他当下表示夙所熟识,便欣然陪我去上海嵩山路拜见了湖帆先生。当时湖帆先生态度极其亲切,他索看了我的习作,便连连点头,认为我的笔路和他有几分相近,即破例地录为弟子,其实吴先生还没有收过学生,我是‘开山门’第一个。”
在1989年与艺术史学家石守谦的座谈中,王季迁还透露:
“那时候我白天跟吴湖帆老师学画,结束后才到学校上课。但毕业之后,我对律师工作不感兴趣,做了两年事就不继续工作了,我从十四岁开始画到现在,一直没有停过。”
王季迁对书画的热爱始自家庭熏陶,青年时期,他又遇到了引领其进入中国顶级鉴藏圈的恩师吴湖帆。在吴湖帆的“梅景书屋”,王季迁结识了诸多与他的老师交往密切的艺术家和收藏家,也获得了许多饱览珍贵字画与典籍的机会。经年累月,王季迁的画技与眼力自然日渐精进。
吴湖帆对王季迁,因为他们有亲戚关系,所以吴湖帆对王季迁要求非常严格:看一件作品,第一不能似是而非,第二不能太圆滑、要讲原则。对王季迁也毫不客气,王季迁买了假货会遭到痛骂,这对王季迁后来鉴赏能力提高有很大帮助。
1938年2月23日,吴湖帆在外应酬回家,发现壁上悬挂的一幅倪云林画轴不见了,急忙询问家人,知是王季迁自行取去。他马上打电话让王季迁立即取来。在第二天的日记中记道:“午前季迁来,被余大骂一顿。不告取物,索必取归了事。季迁接近浮滑,遇事轻率取巧而不负责任,故迫令取归。以儆其藐视事端也。余素不轻易骂人,且小节不拘,此次因其胆大太妄,故特别训之,然余自恨平日太纵爱之也。”
1935至1936年,国民政府聘请吴湖帆、叶恭绰等11名专家,评审、甄选故宫博物院的书画珍品,赴伦敦举办“中国艺术国际展览会”。经由吴湖帆提携,王季迁被聘为顾问,当时他还不满三十岁。在此项目的推进过程中,王季迁结识了时任德国驻沪领事文德雯的夫人、德籍艺术史学家孔达(VictoriaContag)女士。孔达慕吴湖帆之名,常出入吴家,作为吴湖帆高足的王季迁与孔达志趣相投,便开始教授其书画与鉴定。
随后,王季迁还与孔达合作,历时三年,一边摄制故宫博物院送伦敦参展的书画,一边遍访各地藏家,搜集整理明清画印,最终在1940年1月经由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了《明清画家印鉴》一书。《明清画家印鉴》是王季迁在鉴藏界崭露头角之名作,也是第一部向西方全面介绍中国明清书画鉴定的专著,至今仍被视为品鉴明清书画的重要参考资料。
得益于吴湖帆的严厉教学,王季迁艺事大进,更饱览了海上公私书画收藏。吴湖帆和著名书画收藏家和鉴赏家庞莱臣是同好至交,王季迁经常跟随吴湖帆去观赏庞氏“虚斋”珍藏。与此同时,北京故宫的收藏因躲避日本入侵的战火南迁,行至上海,吴湖帆受命鉴别审查,王季迁参与其中,因得精研故宫博物院全部书画名迹。晚年,王季迁曾自述这段经历:“数年之间,获观名人书画数以万计,心领神会,受益匪浅。中国历代并无博物院,名迹均为私人所珍藏,一般画家不易目见古人手迹,而我竟在数年之间,在名师指导之下,饱观如此之多的旷世名迹,诚为千古难得的机缘。”
“我的收藏,既不为名,又非为利,是从学画的目的而开始的,此志始终不渝。”王季迁解释说,“旧中国没有博物馆,一般收藏家将古董视为“传家宝”,不轻易示人。为了参考别人的作品,提高艺术水平,开始时是想买一幅好画慢慢欣赏、揣摩,而不是收藏。没想到‘无心插柳’,日积月累,手头上攒了不少藏品。有时看到另外的好作品,手头又没有余钱,便将原有的卖掉,再换钱买别的。”
由于要收藏,王季迁的钱似乎永远不够用。“别人是有一百万买一二十万元的东西,我是有一百万花九十多万来买东西,剩下的真是所余无几。”也因此,王季迁在生活中自奉甚俭,宁愿省吃俭用来攒钱购藏品。
20世纪80年代中期,徐邦达、启功、谢稚柳他们去美国,王季迁也是全程陪同。王季迁就是在请他们吃饭方面是很计算的,所以这些老先生都调侃他,说他抠儿。但是,王季迁在别人观看他的藏画上可不抠,他所有的东西不光是给这些老先生看,博物馆的人、学校的人、研究所的随便看。
元·赵孟頫《双松平远图》卷纸本墨笔26.8×107.5cm王季迁旧藏大都会博物馆现存
王季迁平生最得意的两件藏品是五代董源的《溪岸图》和北宋武宗元的白描绢本《朝元仙杖图》。董源的《溪岸图》原来是张大千的收藏。1948年,张大千携《溪岸图》周游各国,到美国时受到王季迁的接待。其中有一个传闻:据说张大千告别时,王季迁做了一次结算。张大千说:“你不是提出由你接待的吗?”王季迁回答说:“我说接待,没有说不收钱。”张大千只好以古画抵价。比较可靠的说法是,王季迁用12幅明清书画换来《溪岸图》。
《朝元仙仗图》是王季迁20世纪50年代初在美国的一个犹太人开的古董店里发现的,起初这件《朝元仙仗图》无人问津,因为很多人都说是假画。王季迁看到后就很想要,但是他没有足够的钱,便提议用画交换,结果王季迁就用6幅画换得了《朝元仙仗图》。到手之后,王季迁先生夜不能寐,不断对其研究,确定这就是武宗元的《朝元仙仗图》。没想到这给他找来了一个诉讼的麻烦。那个犹太人以“欺诈”为由,将王季迁告上法庭。
由于王季迁本身是东吴大学法律博士,律师出身,且英文水平相当高。于是他自己上堂答辩,以出色的英文能力和法律能力胜诉了这场官司。胜诉的一个主要理由就是——犹太人既然是开古董店的,又懂中国的艺术,那怎么能看走眼呢?那是你的问题,不是王季迁欺诈你。《朝元仙仗图》就这样顺利地成为了王季迁的收藏。
这场官司在当时美国的华人世界引起了非常大的反响,都认为王季迁是个能人。从此之后,王季迁的声望、社会地位、收藏地位,他的品格一下子就上升了很多。所以,在美国很多华人商铺上的牌匾,多以王季迁题字为荣,像五粮液、山王餐厅都是以王季迁题字作为骄傲,因为他在侨界当时是中国人能够战胜洋人的优秀范例。
以画论画,带动“王季迁效应”
1947年,在推崇西方美术的刘海粟的鼓励下,王季迁与艺术家张碧寒、收藏家丁惠康二人首次赴美。据王季迁在《宝武堂藏画序》中记载:
“刘海粟倡导艺术革命,以叛徒自命,盛称欧西塞尚、哥庚、梵谷声艺煊赫,复侈谭当代马帝司与毕加索为剏作巨擘;闻者以为异论,余则立意浮海廓我见解焉。公元一九四七年,余游日本,访博物院,浏览公私所藏中外名画,继至美利坚合众国,亦遍观博物院馆陈展宝绩,如是者一年。”
1948年王季迁携妻子郑元素与两个年幼的女儿先移居香港,再乘货轮远赴美国,并于1949年正式在纽约定居,就此开启了他“大器晚成”的旅美生涯。
王季迁刚到纽约时生活十分困窘。据其孙王义强描述,为了照顾英文生疏的妻子与两个年幼的孩子,王季迁经常接一些绘制装饰图案的设计类活计维持家庭开销。另外,根据艺术史学家苏立文(MichaelSullivan)的记述,王季迁初到美国期间还曾靠教授中国绘画与从事房地产生意贴补家用。
虽经济拮据,王季迁却并未放弃自己对艺术的追求,繁忙工作之余还在纽约“艺术学生联盟学院”(TheArtStudentsLeagueofNewYork)进修,抽象表现主义流派的代表画家杰克逊·波洛克(JacksonPollock)也曾是这一学院的成员。
在艺术学生联盟学院,王季迁修习了包括写生、油画等在内的传统西方绘画课程,在精进西方绘画技法的同时,也更深入地了解了包括印象派、后印象派、野兽派、立体主义等丰富多彩的西方现代艺术流派,并于1950年在纽约华伦克斯画廊(WarrenE.CoxGallery)成功举办了首个在美个展。王季迁的艺术创作自此发生蜕变,逐渐形成了融贯中西、独树一帜的个人风格。
20世纪50至60年代的纽约正值抽象表现主义热潮,这一流派形而上的艺术理念与中国山水文人画的精神内核暗相契合,对当时包括张大千、赵无极、朱德群等在内的诸多侨居海外的华人艺术家产生了不同程度的影响,兼具中西文化背景的王季迁无疑也身在其中。
西方现代艺术的启迪使王季迁加强了对色彩的运用以及对画面肌理的处理,而多年来扎实的传统绘画训练则令他自始至终高度注重对笔墨的把握。王季迁曾言:“笔墨是中国画的语法,也是壮大美观中国画的基础。笔墨和中国画是融合在一起的,尤其是山水画。”
他在中国传统山水与美国战后的抽象表现主义这两种从创作媒介到表现手法都截然不同的艺术之间,找到了彼此的联结内核——一种超越具象表达的抽象形态,注重艺术家不受形式与框架约束的自我意识的呈现,强调即兴创作的自由意志与浑然天成的整体气韵,而非恪守固有的绘画技法与理论。
如此兼容东西方美学素养,更开阔了王季迁欣赏艺术品的视野与胸怀,无论是中国书画或西洋油画,无论是古典或现代,王季迁都能有其独到的欣赏角度及见解。
他持续学习、研究的精神促使他几乎看遍中外各大博物馆所收藏的中国书画精品,其受尊崇的程度亦与日俱增。许多设有中国书画部门的拍卖公司,都聘请王季迁担任顾问,为其书画拍品的征件把关。
王季迁不仅在鉴定书画真伪、年代上有过人的眼力,其对艺术的欣赏品味也为人称颂。许多人买画一定要挑有名的画家,而王季迁却收藏了许多毫无款识的宋、元代书画,这更加证明王季迁看画是以画论画,而不是盲目无自信地追逐大名头。正因为如此,许多书画收藏家都以其眼光为项背,拍卖会上只要他认定举牌的标的,必定引起藏家群起抢标,这也使得他几乎无法在拍卖会上公开露面买作品。
除了此种“王季迁效应”外,书画市场上更有一句“一入王门,价格三倍”的说法,可见只要经王季迁所入眼收藏的书画,就等于是高质素的保证。
收藏中国古书画,既多又精
王季迁书画收藏品俨然如一部中国美术史的缩影。20世纪40年代后期,国内动荡,大量中国书画和文物流到美国市场求售,但识者不多。这令王季迁如鱼得水,每逢看中者,只要财力能及,无不尽量收购。
其中《夜宴图》是较具代表性的一幅作品,其为宋元年间设色绢本的手卷,描绘一群高士官宦于夜宴中畅饮赋诗的景象,其人物、器物及庭园景致都极具欣赏价值。
此外宋代无款《柳荫放牧图》收藏印颇多,其之前的收藏者包括清代知名藏家耿昭忠、耿嘉祚父子,故宫镇宫三宝之一北宋郭熙的《早春图》轴即为他们旧藏。这幅《柳荫放牧图》其尺寸为99.1X48.3厘米,在宋画传世作品中算是较难得的大尺幅,其所描绘牧童与牛只在柳阴下憩息画面,呈现一派幽静恬淡的气氛。
他还藏有元四家之一吴镇的作品《竹石图》,此幅作品曾为张大千旧藏,其所绘竹、石、兰是典型文人画的题材,吴镇的作品在市场上少见,元四家的作品能如此完整地保留至今实属不易。
明四家之一唐寅的作品《桐庵图卷》是王季迁珍爱的一幅作品。此手卷画面布局静穆深沉,显示出唐寅艺术成熟时期的功力。
石涛被誉为书画史后期中最杰出的人物,其画艺改变了后期中国画之局面。王季迁收藏的《丰溪忆昔》系石涛1693年的作品,兼具了画家强烈的个人风格及前人之风貌。
面对藏品聚散,坦然面对
王季迁书画收藏的特点在于不拘泥成见,不囿于个人爱好,而是从传统主要流派征集入手,与博物馆的购藏计划近似。全世界传世的宋元真迹有如凤毛麟角,而他所收藏的宋元名迹之多,为国内外博物馆所未必能够办到,所谓“富可敌国”,在这个意义上说,并非夸大之词。
1999年,王季迁将包括《溪岸图》在内的12件藏品卖给大都会博物馆。他曾说:“我视此画如同亲生女儿,《溪岸图》找到大都会这样一个好归宿,就好像自己的女儿嫁到一个好丈夫一样,更有意义。而且,这样既有名又有一些零花钱。”为了感谢王氏家族在推广中国文化方面所作的贡献,大都会博物馆还特别设立了“王季迁家族艺术馆”。
王季迁投注书画的研究与收藏已逾七十五年,除20年前出让一批藏品给纽约大都会博物馆外,还于1997年9月拍卖了其数十件藏品。其学生耶鲁大学艺术史教授ichardM.Barnhart表示:这种作法深具历史意义及代表性,虽然不免遗憾此批收藏没能为博物馆集中收藏,但换个角度来看,将这些书画精品散布至世界各地能为更多人所欣赏研究,亦不失为一件美事。
作为20世纪中国画收藏领域的泰斗和关键人物,王季迁也是“将中国书画艺术推向西方的灵魂人物”。凭着对中国艺术的深刻理解,他在美国50多年的创作、鉴赏和收藏活动为中国传统艺术在美国的传播和认同发挥了极为重要的作用。可以说,他的前半生在中国,后半生在美国,他就是这两个世界的桥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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