景德镇瓷器市场，景德镇瓷器市场的繁荣与惨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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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经济周刊》记者郭芳|江西报道

（本文刊发于《中国经济周刊》2018年第31期）

2018年夏日，景德镇的街头，一个六线城镇的样板呈现：破烂、坑洼的主干道，逼仄、脏乱的街巷，地上随处可见的垃圾、空中杂乱无序的缆线，城垣残旧、棚户连片……

这座城市的破败，极易幻灭初访者对陶瓷艺术的憧憬，也让它的定位“与世界对话的城市”产生一种荒谬感。

过去的10年，荒谬和幻灭，在这座素有“瓷都”美誉的地级市交替上演。

空无一人的街巷、关张倒闭的瓷器店、纷纷转行撤离的画师……泡沫被刺破之后，景德镇的“大师瓷”市场陷入了历史的冰点。（《中国经济周刊》记者郭芳摄）

景德镇莲花塘街原是陶瓷大师作品一条街，最红火的时候，一铺难求。而今，艺术陶瓷纷纷撤离，莲花塘街沦为了杂货一条街。

走在景德镇的大街上，随处可见大量关门倒闭的陶瓷门店，即使是少量营业中的门店也是门可罗雀生意惨淡。

2008年至2013年间，景德镇艺术陶瓷市场经历了空前的繁荣。彼时，无论是大师的工作室,还是藏家的藏馆都可以用“门庭若市”来形容：来自全国的商贾名流在这里排队等候付钱。如今，这样的盛况是一去不复返了。

上一轮市场的繁荣主要起源于那些年盛行的“雅贿”。老板们买瓷器的目的是送礼而非增值，生意做得越大，送礼的需求就越大。地产商是需求量最大的群体之一，购买过亿元瓷器的地产老板不计其数。

“我接触过大量的所谓陶瓷玩家，他们本身对艺术不艺术这件事情毫无兴趣。这正是秩序混乱的原因。”艺术陶瓷策展人贺亮接受《中国经济周刊》采访说。

他说的“秩序混乱”是指，以“大师”之名定义和定价的艺术陶瓷市场，也称为“大师瓷”市场。

2013年初，《中国经济周刊》刊发深度报道文章《瓷器的官场生意》。该文揭开了景德镇艺术陶瓷寄生于官场的灰色经济，以及由此催生的既繁荣又荒诞的“大师瓷”市场。繁荣背后，是荒诞的大师批量生产机制，以及他们批量生产的仿品、赝品和劣品。

“大师瓷”因此遭遇前所未有的质疑。

真正致命的是，党的十八大之后，中央“八项规定”“六项禁令”相继出台，随后开启了史无前例的反腐败斗争。这场斗争很快波及与“雅贿”暗合的艺术陶瓷市场。

艺术陶瓷行业的拐点在这一刻到来：泡沫被刺破，市场跌入了冰点。

7月的一天，省级陶瓷大师沈家明在工作室待了整整一下午，一个光顾的人也没有。他向《中国经济周刊》记者哀叹，市场非常低迷，已经两个月没有交易了。“半年卖不出去一个的也大有人在。”

“不只是腰斩，是腰斩再腰斩。”陶瓷藏家徐杰告诉《中国经济周刊》，“最著名的国家级大师(简称‘国大师’)作品现在打个5折腰斩，其他国大师作品基本上就是两三折，腰斩之后再腰斩，几乎就只剩下‘脚板’了。这已经很可以了，如果不到国大师这个级别就更难了，很多人‘脚板’都没了，卷铺盖走人了。”

接受采访的大师们都感叹，现在光景惨淡，市场价格普遍下降。但几乎没有人愿意承认自己的作品也降价了。

市场严重萎缩，一些支撑不下去的大师和画师，被迫转行。

据陶瓷业内人士估算，转行、退场的差不多占到了一半。转行的大师和画师，有去做投资当股东的，有去炒股当股民的，有去开酒店、饭馆的，有开服装店、开滴滴的，有送外卖的……最有意思的是，还有人直接从景德镇的陶瓷大师转型为杭州的美容大师，以艺术大师之名挂牌授课。

转行的人当中，有一部分只是回归了自己的本行。

“在鼎盛时期，卖菜的、卖衣服的、开黑车的等各行各业的人，就算一天画也没学过，转眼之间都成为大师了。”沈家明说，他最看不下去的是，那些外行进来的人居然还评上了大师，很多人默默无闻地画了三四十年，一心一意钻研艺术，却一点机会都没有。这很不公平。

在景德镇陶瓷艺术圈，不论是明着暗着都在贬低这个现象，这也导致收藏家流失和陶瓷价格的直线下降。

徐杰说，“有的大师过去一个瓷器卖20万元，现在卖2万元。原来卖100万元的瓷器，现在20万元都很难出手。”

在景德镇艺术圈，流传着有关价格泡沫的各种版本的故事：

有买家买了某个艺术家的作品，打个比方，100万元买的，现在想100万元卖回给他，艺术家拒收，降到50万元卖给他，还是拒收。于是，买家做了个大条幅挂在大街上，大骂这个艺术家是骗子。

一个地产老板在景德镇花了两亿元买瓷器，回去之后有人告诉他，这些瓷器里有假的。于是，他把大师们叫过来开会协商，希望他们以六折的价格把这些瓷器收购回去，结果现场没一个人吱声。

“就连他们自己都觉得自己的作品值不了这个价格。”徐杰调侃说。

当地有关部门查扣了1700箱陶瓷，“办案人员心想，这么多东西怎么也值个1000多万吧，结果拿去鉴定，只有600多万，很多都不值钱。”

“今天景德镇的艺术陶瓷市场真的非常糟糕，但这是历史的最低点吗？不是，因为有些人仍抱有幻想。”在贺亮看来，“市场在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地下跌。但即使跌成这样，还是有资本敢于在这个时候托底，还在往上托。”

沈家明告诉《中国经济周刊》，近两年，景德镇陶瓷市场出现了新的现象：有知名拍卖公司在景德镇设点，跟艺术家合作，艺术家们的作品想拍什么价格，就给它交多少钱，然后拍出艺术家想要的价格。“但事实上，拍卖公司明知是卖不掉的。”

陶瓷艺术家王晓峰也经常收到这样的信息，“你想拍出什么价格都可以，你给他钱就行了。”

这挺滑稽的，但真有艺术家愿意花钱这么干。

据透露，确实有赫赫有名的资深国大师，把钱和作品交到了拍卖行。“他要求自己的作品一定要维持在那个价位。这是一个艺术家的‘梦想’，有钱当然可以为‘梦想’付出。”

在贺亮看来，这是最后一次剔骨疗法，就是把艺术家骨头上那点肉给剔下来。“市场的钱已经挣不到了，那就把艺术家的钱给挣了。”

过去的那些年，景德镇的艺术陶瓷源源不断地销往全国甚至全世界各地。有人担忧，在未来的某个瞬间，这些陶瓷会不会聚拢在景德镇，店里随便一堆陶瓷任人挑。“那将是最悲惨的一幕。”

还有较为悲观的观点认为，“大师瓷”也许未来会大量地出现淘宝价。

但接受采访的大师们几乎都不认同这个判断。

沈家明认为，大家确实都在观望，但艺术陶瓷市场和股市一样，有起有落，总有一天，低谷之后重新迎来高峰。“而新的繁荣会打破原来的传统模式进行创新。”

模式的创新仍显遥远。处于谷底的陶瓷艺术圈人士有大把的时间回忆当年。

“那时候是真的繁荣！”王晓峰感叹。

身处其中的艺术家，人人都有机会分享这一轮的繁荣。王晓峰也不例外。

彼时，青年艺术家王晓峰住在景德镇偏远的农村，他的父亲从北方的老家第一次来景德镇。他跟父亲说，他能赚钱了。“我父亲不相信，因为我从小就不像是能赚钱的人。那段时间，他天天跟我待在一起，看着我白天画、晚上画，一天可以画五六个瓷器，一万块钱一个。他很惊讶，这真能赚钱啊。”

当一个陶瓷瓶子卖一万块钱的时候，他觉得价格很合理，他的艺术水准位列中等，能力不如他的人，瓶子还卖三四万元呢。然而，当他瓶子的价格也涨到3万块一个的时候，王晓峰开始感觉到压力。“为什么？3万块一个，一天画五个，那就是15万元。景德镇市委书记一年的收入都不如我一天的收入，而我的思考能力、我付出的劳动肯定不如他，这就不太合理了。”

事实上，时任景德镇市委书记的许爱民或许也在思考同样的问题，以至于他后来也加入了大师的评选潮流中。2015年，中共中央纪委对许爱民严重违纪问题进行立案调查时，其中就称其弄虚作假，骗取“中国陶瓷艺术大师称号”荣誉。

基于朴素的价值判断，王晓峰认为，收入和付出应该保持平衡才心安理得。

“3万块一个的瓶子，你得画得没毛病、没漏洞才过得了自己的心理关。”王晓峰说，因为对作品要求高，后来就越画越慢，有时候一个月才画出一个。

从圈内人的角度看，繁荣时期，像王晓峰这样一天画5个已经是非常老实和自律的艺术家了，其他人一天可以画50个，甚至更多。

那一时期，大师们进行了大批量的流水线生产。

据徐杰讲述，一位画梅兰竹菊的大师，一天就可以画100多个，他的作品炒作到300元一件（编者注：“件”是陶瓷的大小规格单位，瓶子分150、200、300件不等），200件的一个瓶子就是6万块。

“2013年之前的那几年，景德镇大师们的产量特别惊人，一个大师背后有十来个人在代笔，这样的现象很普遍。”徐杰说，“很多时候是经销商推着大师走，当经销商把销量打开之后，大师作品的量就会跟不上，经销商会主动找画工给大师代笔，最后大师签个名，大家合作一起赚钱。”

但在沈家明看来，大部分经销商的层次都不高，他们急功近利，对艺术家的打击非常大，“有些档次的艺术家都不去发展经销商模式了。”

“这个市场好到什么程度呢？打个比方，买家来买瓷器，没有现成瓷器不要紧，多少钱一个，他要买10个，也不还价，钱先付给你。”贺亮举例说，他有客人2010年签约买的瓷器，去年才画完。

“在最火爆的时候，一个大师的生产能力相当于一个上市公司，而净利润比上市公司厉害多了。”王晓峰感叹。

在景德镇坊间流传：从2008年到2013年间，景德镇大师们的个人收入甚至惊动了金融监管部门，有关部门对大师们的个人账户进行了监控。“上亿资金的账户并不鲜见，囤积的钱很吓人。很多艺术家，一年赚个三五千万很容易。”

有一位大师去南昌买店铺，一排店铺1.3亿元，一次性付清。

那一时期，大师们的年收入是以千万计的。

艺术家们富得流油，但税却很难收上来。

景德镇的破败一定程度上源于地方财政的羸弱，该市的财政总收入长期位列江西省末位。

“有一段时间，景德镇有关部门严查艺术家们的个人所得税，甚至规定评选大师的标准中有一条就是纳税额。艺术家们只能补缴。”当地税务部门有关人士向《中国经济周刊》透露，有艺术家甚至补缴了高达数百万元的税。

补缴数额的多少成为大师评选的重要依据之一。当然，纳税额与大师的艺术水准毫不相关，因此，这在大师批量生产的时代遭受诸多诟病。

前些年，人们形容大师批量生产的盛况说，“一堵墙倒下来，砸到10个人，7个是大师”。

现在，在景德镇，“大师”俨然成为了骂人的称谓。你若称呼谁是大师，他很可能回敬你说，“你才是大师，你们全家都是大师”。

仅仅是大师的种类，从省级大师到国家级大师，不同机构组织评选出来的琳琅满目的大师称号就有近20种，包括江西省高级工艺美术师（下称“高工”）、江西省工艺美术大师、江西省技能大师、中国工艺美术大师、中国陶艺大师、中国陶瓷设计艺术大师等。

在名目繁多的大师中，最受认可的是中国工艺美术大师，其次是中国陶瓷工艺大师。

“大师”的称谓是艺术陶瓷价格的放大器。不同级别的“大师”对应着不同的价格。一个省级大师如果评上了国大师，他的作品价格一夜之间就能翻倍。

“当大家都意识到大师称谓的含金量、市场及社会价值的时候，权力介入的官方评审取代了艺术的审美，大师文化就开始异化了。”

大师评选甚至被异化为捞取个人或部门利益的工具。

在景德镇，艺术圈里流传着一个公开的秘密：“百万元买一个省级大师，千万元买一个国家级大师。”

沈家明说，现实很残酷，每个人都要在这个圈子里找到自己的位置。

一位不愿具名的江西省陶瓷技术大师对《中国经济周刊》直言不讳，他的“大师”帽子就是花钱买的，“不花钱很难评上”。

在大师的评价体系中，这是层级较低的一种大师头衔。

但终归比没有好。“即使你画得好，但如果没有‘大师’帽子戴在身上，画也卖不到好价钱。如果有个‘大师’的帽子，再加上画得不错，那就要好很多。”这位江西省陶瓷技术大师说。

这种滥用公权力背书，在市场上攫取利益的评比表彰，已经引起国家有关部门的警惕。

2016年底，民政部通报中国陶瓷工业协会举办的第三届“中国陶瓷艺术大师”评审活动违规。早在数年前，“中国陶瓷艺术大师”评选在国家有关部门清理整顿行动中已被取消。国家取消之后，行业协会还私自评选，自然违规。

贺亮认为，在繁荣时期，陶瓷市场认定官方背书的重要性，市场价格的决定因素是看谁在背书。而当大师评选的各种猫腻被公开化，官方背书失效，大师瓷市场泡沫被刺破，市场就走向没落。

大师评选的热度在下降。据2018年5月公布的结果，在第七届中国工艺美术大师的评选中，景德镇有8位艺术家当选。

“景德镇报送的全选上了，这出乎很多人意料，没报名的人都后悔了。”沈家明说，这被认为是代价最小的一次国大师评选，市场的热度已经明显下降。

上述那位江西省陶瓷技术大师认为，“现在要进入拼实力的时代了，泡沫的时代已经过去，如果没有真才实学，大师的头衔基本上没用。”

“但还是有人在问，给你个大师，你给我多少钱，要不要评？市场都跌成这样了，还不评就更卖不出去了。”贺亮说。

在上一轮繁荣中赚得盘满钵满的大师们，后半辈子即使一个瓷器卖不出去都不会威胁到生计。

沈家明坦言，“即使秩序混乱，即使不公平，但我们得到的更多，至少搭上了陶瓷艺术最繁盛的末班车。”

但真正受影响的是，刚刚砸锅卖铁甚至高息借贷评上大师后，市场就衰落的那部分人，以及对这个行业抱有热忱的青年们。

在王晓峰看来，“当整个社会都对这个行业感到失望的时候，这个影响是致命的。”

2015年2月，江西省政协副主席许爱民因严重违纪被立案审查，审查出的诸多问题中的一条就是“骗取‘中国陶瓷艺术大师称号’荣誉”。

2010年，时任景德镇市委书记的许爱民被评为中国陶瓷工艺大师，这在当时引起了轩然大波。

业界有人公开质疑他评选大师“程序不合法”。据知情人士透露，在江西省报送北京的35人名单中，并没有许爱民。但最后在公布的名单中，他的名字赫然在列。

“官员加入大师评选没有产生任何积极影响，相反，它加速了大师泡沫的破灭，因为它引起了警惕和质疑。”徐杰说，在大师瓷的鼎盛时期，国大师的一个瓶子可以卖四五十万元。“这是一个财富合法化的最佳手段。”

在《中国经济周刊》曾刊发的《瓷器的官场生意》一文中，景德镇瓷器圈内人向《中国经济周刊》讲述了一个真实的故事：一位在任官员画了瓷器，送到藏家的卖场去卖，标价6万元。隔天，他带一个求他办事的人一起去看那件瓷器说，“这个瓷器真好”。求他办事的人不动声色地赶紧买下送给他，瓷器于是回到了他家里。再隔天，他又把那个瓶子放到卖场去卖……

这位官员正是许爱民。当年的采访对象说，“基于官员的特殊身份，很难分辨他卖的是作品还是权力。”

在景德镇，艺术陶瓷与官场腐败的暗合在党的十八大后掀起的反腐高潮中被接连掀开。

大师们因受落马官员牵连，纷纷被纪委传唤协助调查，“很多人被多次传唤。”

全国政协原副主席苏荣案在景德镇陶瓷艺术圈牵连甚广。

2008年至2013年，苏荣主政江西，正值景德镇艺术陶瓷市场最鼎盛的时期。那些年间，《中国经济周刊》记者赴景德镇采访，大师们最喜欢说的是“苏荣书记家里放了我的作品”或是“于姐很喜欢我的东西”。

“于姐”是苏荣的妻子，景德镇的常客，喜欢艺术。她在景德镇的身份是景德镇陶瓷艺术文化研究所艺术顾问。在景德镇，人们夸张地形容她对陶瓷收藏的狂热：于姐从景德镇拉走的瓷器几个火车皮都装不下。

“于姐”喜欢瓷器，江西的官员和商人们也乐于投其所好。

苏荣落马后，纪委办案人员从“于姐”家中搜出的陶瓷藏品不计其数。

苏荣案引发的江西官场地震加速了陶瓷泡沫的破灭。

据徐杰介绍，江西南昌是景德镇瓷器一个极大的存储地，大量的瓷器在江西人手里，尤其是好东西大部分在江西官员手里。

“当一个气球吹了这么大的时候，刺它一下，不是破了也不是漏气，而是爆炸似的——崩了。”贺亮说。

但即使在市场最萧条的情况下，仍有不受大环境影响的真正的艺术家。“像龚循明，他不评大师，但一直很受欢迎，景德镇确实也有这样一批完全走实力派的艺术家。”

他们认为，泡沫会破灭，但陶瓷艺术不会消失，而新的陶瓷审美秩序亟待重建。

（应采访对象要求，文中贺亮、沈家明、徐杰、王晓峰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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