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贵孙中山邮票32万(百城版孙中山像邮票)

其实最贵孙中山邮票32万的问题并不复杂，但是又很多的朋友都不太了解百城版孙中山像邮票，因此呢，今天小编就来为大家分享最贵孙中山邮票32万的一些知识，希望可以帮助到大家，下面我们一起来看看这个问题的分析吧！

各位老师，邮友，晚上好？很高兴与大家共同探讨邮史！今晚受《亚洲邮学家》王剑智会士、沙鱼涌邮史俱乐部蚁健老师的邀请，与大家谈谈《百城版孙中山像普通邮票》。所谈及的如有谬误，请各位见谅和随时指正。

今天就分别将我这些年到福建省的考察和到南京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福建省档案馆、福州市档案馆、南平市档案馆、福建省图书馆等馆查得的资料，以及同黄百城先生家属了解的情况和取得的资料，特别是在福建省集邮协会和南平市集邮协会的协助下取得的一些珍贵资料，来谈谈黄百城先生、百城印务局和百城版邮票。

百城版邮票的名称源自黄百城先生的“百城”。以印刷厂老板名字命名的邮票，黄百城算是唯一的了。所以黄百城先生是一个今晚绕不开的重要人物。黄百城先生出生于1899年，别号：建昌。祖籍为浙江省黄岩县秀川乡小坑村。

黄百城在家乡的老宅，山花下的汉白玉上刻有“黄庐”二字。2017年土地被征用。这是拆之前拍的留影照片

之所以黄百城后来在福建省创业，原因是其父亲黄绍镐在福建。黄绍镐清朝末年在福建的衙门里当师爷。清代师爷极为活跃，特别是浙江省的在外尤为出名。统称绍兴师爷。师爷在清代官场和社会中的作用极为重要。他们是幕主的亲信、智囊、私人助理。幕主将他们倚为左右手，委以重任，不可或离。他们本身虽然不是官，但是所办的都是重要的官府公事。他们手中掌握了相当一部分官府的实际权力，虽说是佐官以治，实际却在很大程度上是代官出治。

1934年4月——1934年11月，黄绍镐又在福建省云霄县任县长，离职原因不明。

黄百城读的是日本的一个间谍学校，而最后却成长为一个为中国抗战做出了很大贡献的英雄。这个历史是不是很奇怪和诡秘。

黄百城后考入台湾医科大学。但因为本人患有散光眼疾，故退学。这里要特别介绍的是：黄百城先生从小就有较高的禀赋，爱好诗文和书法，做事认真，善于人事交际。这些特长在今后人生道路上得到了极好的发挥。1920年黄百城到福州，经考察，买了一台石印机专门为钱庄印制钱庄票（当地称为“台伏票”）。以自己的姓名作为店名，创立了“黄百城电机石印行”。经过五年的打拼，黄百城电机石印行的业务不断地扩展，规模也不断地扩大，并有了一定的资金积累，1925年石印行改名为“百城印务局”。随业务发展于1926年1月扩建百城印务局，并迁址于福州商业闹区中选街。

2016年5月得知厂房被确定拆除。我去福建省集邮协会找了宋晓文秘书长。说这栋厂房已有100多年的历史（此房建于1901年），且百城印务局也应算做抗战建筑文物。希望以集邮协会的名义向上面反映一下。后经研究，还是让我出面向福州市领导说明情况。我就分别向福州市市长和市委书记各写了一封信，说明保留百城印务局厂房的重要性。2017年终于得到回音，这座厂房作为历史文物被保留下来了。

2019年7月该厂周边的建筑正在动拆时，我带着黄百城先生的孙女黄翠薇和原中央信托局印制处经理兼重庆印刷厂厂长凌宪扬的家人同福建省市集邮协会的领导、邮友专门到现场合影留念。

墙上挂有此厂房作为“福州市历史建筑”的示意牌。（原百城印务局在解放后作为福州市第三印刷厂了）。据说在此准备搞一个百城印务局纪念馆。福州市集邮协会也正在为此事张罗着。

如图是1925年6月为金春钱庄印制的票据。上面的字是黄百城的手笔。票据的正下方是“福州百城印务局印”。

1933年11月22日由李济深、陈铭枢、陈友仁、冯玉祥（余心清代）、黄琪翔、戴戟、蒋光鼐、蔡廷锴、徐谦、何公敢、李章达等11人组成人民革命政府委员，由李济深担任主席。正式宣布成立中华共和国人民革命政府。废除南京政府年号，改民国二十二年（1933年）为“中华共和国元年”，福州为中华共和国首都。这个事件史称“福建事变”。期间百城印务局帮助印制了“人民革命政府”的印花税票及大批其它票据。

百城印务局1933年印制的一套“人民革命政府印花税票”

1935年在打听到福建省银行准备印壹元以下的铺币计划后，黄百城就立即以自己长期印制有价证券及百城印务局经济和技术实力，加上老乡的关系说服了寿昌田总经理，取得了印制福建省辅币的承印权。

1937年7月7日抗战全面爆发。当年10月日军就占领了金门，对福建省造成极大威胁。因为此时百城印务局不是一个普通的私家工厂，它已是福建省政府下的一个很重要的部门了。故福建省政府要求在1938年初就将工厂迁到南平县（现在的南平市）。

黄百城在南平大北门个人出资16000元国币买了3亩6分6厘的土地。又斥资25万元，盖起了共有38个房间的厂房。后为防止日机轰炸，在厂内挖了两个既可以放机器搞生产，又可以当仓库，还可以作为员工防空避难所的防空洞（洞口在现南平市文明办大门入口正对面）。工厂建好后厂址定为南平县大北门坊二十七号。（解放后，该厂房被用做公用。现在是南平市委的地址了。）新厂在1938年7月20日正式开工。

原百城印务局现为南平市市委办公大院。

原百城印务局的防空洞口在标语牌后面。

黄百城到南平后遇到了一个现在和中国大陆集邮界关系很密切的一个贵——俞兆年和他的父亲俞训。

俞训（1902年3月1日一2007年6月4日）字嘉谟，福建南平人。俞训先生抗日战争期间历任南平县瀛安乡和埂埕乡乡长。1938年秋参加南平县抗敌后援会，积极参与抗日救国运动。

1938年百城印务局迁至南平县时碰到很多困难，俞训先生帮了很多忙，保障供给印务急需的木柴，木炭，大米等生产，生活用品。为百城印务解除了后顾之忧。加之俞训和黄百城年纪相当，故二人成为了很好的朋友。

俞兆年笔名子敏，又号敏庵，福建南平人。1922年出生。16——24岁时（1946年俞去台湾工作）就接触黄百城先生。到1949年黄百城去台湾后二人仍有往来。俞兆年髫龄时即喜好集邮，极重视邮史文献。四十年前曾大力鼓吹收集实寄封片。著作等身，邮文超过一百万字散见于各邮刊。历任美国专题邮会台湾分会会长、中国专题集邮协会首任及第二任理事长、台北市集邮协会第四、五届理事长、中国邮票研究会第二届及第八、九届理事长、甲辰诗书画会会长，以及菲华邮会、中国集邮协会顾问、中华集邮团体联合会常务理事兼法规委员会主任委员等职。邮藏极为丰富，以研究百城邮票而见长，以飞雁集邮及日邮加盖中华民国台湾省邮票专集闻名于世，乃资深集邮家。俞兆年先生虽然已近期颐，身体健康，之前常来大陆。和中国大陆的集邮家联系较多。在我们这个群里应有一些邮友和俞先生接触过。

我和今年已近百岁的俞兆年先生认识后才知道黄百城先生的书法历程。他是和俞先生共同拜了南平的书法高师郑绍材先生得到了隶书真传。所以二人的隶书几乎一样。因为有这层关系，俞先生曾接受过黄百城赠送的百城版邮票和一些珍贵的样票。可惜文革时在南平被全部抄家烧毁了。

俞兆年先生曾为大陆许多集邮组织、报刊题词，一般都采用隶书。

这是黄百城先生的隶书作品。他的书法作品还多次在台湾和日本获奖。

1988年黄百城先生和太太陈慧卿女士

百城印务局这时除了印制福建省的辅币外还印制福建省的印花税票、火柴专卖证、闽赣地区食糖专卖局的卷烟专卖证、雪茄专卖证、农民银行支票薄以及建华火柴厂和民生火柴厂的火花标等各类印刷品。

略谈下为什么百城印务局能接到邮政总局的邮票订单。

1940年11月隶属于中央信托局的重庆印刷厂尚未建成时，第三战区经济委员会收到中央信托局的调查公函。

调查公函原件影印件（源自福建省档案馆）

要求在福建找一家印刷实力强，能印制钞票的印刷厂。第三战区经济委员会马上向福建省建设厅发公函寻找。当时百城印务局已是福建省印刷界的龙头老大了。据档案得知印刷厂有员工380人，已有印制了5年的钞票的经验。所以百城印务局当然入选。1941年开始为中央银行印制法币。

百城印务局共印制过高值的50、100、500、1000元四种中央银行钱币。

钱币下方的字是黄百城的书法作品

当时印制钱币是由中央信托局管理的，从此黄百城就和中央信托局挂上钩了。

抗日战争全面爆发之后，中国的邮票都是在英国、美国和在香港的中华书局、商务印书馆、大东书局印制的。国内居然没有一个印刷厂印制邮票。

太平洋战争爆发之后，日军占领了香港并封锁了中国周围的海域。国内邮票就面临断档危机。断档的还有一个原因是刚才提到的印刷厂印制的邮票面值都比较低。如伦敦版邮票是1分到5元。纽约版邮票是半分到20元。适应不了此时的邮政需要了。（百城印务局接的首批订单就是10元；20元；50元，后来接的还有100元面值的订单）

邮政总局就委托中央信托局的重庆印刷厂印制，中央信托局考虑到重庆印刷厂刚刚开工不久，印刷任务比较重。重庆又被日军设为无差别轰炸区，只要是晴天日机就会来轰炸。另外考虑到东南沿海地区选一家印刷厂，这时中央信托局就首选百城印务局了

日机轰炸重庆印刷厂留下的弹坑。

邮政总局对中央信托局提议的百城印务局印邮票不放心，就利用自己的邮电系统于1942年3月19日发了如图的一个电报：

“南平邮局林局长鉴，距南平城不远有百城印务局，其规模如何？共有电机若干架？手摇机若干架？工人若干名？从前曾否承印福建省银行钞？经理何人？个人资本抑公司组织名誉如何？统切实查明，电复重庆邮政总局。余○○皓明”。

在通过林菘局长实地调查，如实向邮政总局汇报后。邮政总局（甲方）于1942年4月1日和中央信托局（乙方）正式签订印制邮票的410号合同。

合同的第四条为：“乙方承印之邮票数额共为壹拾陆万万枚，其中壹拾叁万万枚用凸版印刷。纸用中央或中元造纸厂出产之五十磅道林纸，由乙方自备，在重庆交货。其余叁万万枚由乙方转交乙方之特约工作印刷厂（南平）承印，用凹版印制。纸由甲方供给，在南平交货。乙方特约印刷厂承印之叁万万枚仍视为乙方所承印，其一切责任统由乙方担负，不得异议。各种邮票均用单色印制。”

就这样百城印务局作为中央信托局的特约工作印刷厂就接到了凹版的高值邮票3亿枚订单（低值的凸版邮票在重庆印制）

百城版邮票值得研究的很多，今天根据一些邮友的要求主要谈：

百城一版孙中山像邮票因为是凹版印刷的，故也称为百城凹版孙中山像邮票。按照它的齿孔特点共分三组。即无齿孔票、点线齿票和圆齿孔票三组。

百城一版孙中山像无齿邮票（共7枚）

百城一版孙中山像点线齿邮票（共3枚）

百城一版孙中山像圆齿孔邮票（共9枚）

百城一版还有一枚称为“鸳鸯齿”的5元邮票。又称为“混合齿孔”。

百城一版孙中山像鸳鸯齿邮票（仅5元一种）

百城二版邮票的最大特点是纸质复杂，齿孔复杂、油墨复杂（光2元面值的邮票有5种之多）。

以前在集邮界有一种说法，研究百城集邮是：一版的纸，二版的齿；也有说是一版的齿，二版的纸。通过这些年的学习，我个人认为百城一二版的纸和齿同样值得研究。

百城版无齿邮票可不是和新中国发行的纪94“梅兰芳舞台艺术”邮票、T132“麋鹿”邮票那样。发行时特别同时发行有齿和无齿两种邮票。以满足一些集邮者的特殊需要。1942年4月1日邮政总局和中央信托局印制处签订的邮票印制合同之第15条中已明确规定：“邮票应于每枚四周打孔，孔齿须均匀一律”。所以百城印务局印制的邮票应遵守这项规定。那么为啥会出现7种面值的邮票会有无齿的现象呢？

在邮政总局派驻百城印务局的监印员孙鸿仪1942年6月20日一到南平时就去百城印务局调查了印邮票的机器设备。当晚向邮政总局打了百城印务局的调查报告。其中就专门报告厂里的机器设备里有二台打孔机（因为百城印务局曾印制过打齿孔的税票），还有四台打孔机正在赶造之中。当邮票大批印出之后打孔成了难题。新的打孔机没有做出来。原来的两台打孔机也不能量产。估计原先印制税票的数量很少。加之时间过去了这么多年，机器存在很多问题，已不能使用了。当邮政总局得到百城印务局印出的邮票现在不能打孔时，考虑到各地急需邮票的情况。当即确定第一批可暂免打孔。1942年10月20日，邮政总局会计处给孙鸿仪发去一个电报：

南平邮局转孙鸿仪览，号电计达。暂免打孔邮票应限最少数，仅敷急需。发单上应批注奉谕“暂免打孔”等字样，以免各局误会。吊牌上请南平局标明红色“最急件”字样，以资迅速。邮政总局会计处贺渝印。

具体看一下孙鸿仪1942年10月29日向邮政总局打的报告就全清楚了。

静公处座钧鉴：前呈芜函，谅邀。

拾元、念元、伍拾元高值票已能同时印制。现开手机七部，日可印刷佰枚票万余张，总数六十万张。数旬内即可全部印竣。目下所感困难者为打孔工作。因百城局所用打孔机皆系国产，易损坏。且制成者只有三架，余尚在赶造中。故一时尚难将印得之票随时完成分发各区应用。上周曾遵处谕将少数未打孔念元邮票寄往豫、陕、甘、渝、桂等区应急。此诚开我国邮票史上之新录，不免贻笑各方。

同为部局采用一时权宜之计，但仪职监印，未能克尽厥职，亦属责无旁贷，倍觉惭愧！然后方物质缺少，诸受环境所囿，此或能邀上峰所谅也。

以后当督促局方改善工作，尽力加速完成，随制随发，不令积存为原则。并当竭尽薄能，努力工作，籍无负昆公及钧座之所教诲与期许也。

百城一版邮票中的第一组七枚邮票成了中国邮票史里第一套无齿邮票。后来急急忙忙赶制出来的打孔机给邮票打孔的质量就可想而知了。下面是我对所收藏和见到的百城一版邮票漏齿情况的统计表。

百城二版邮票的齿孔度数也是问题多多。广东顺德的罗平老师曾对百城版邮票的齿孔有过比较深的研究。

罗老师曾对百城二版邮票的齿孔度数列表表述，我根据自己的发现又做了一些增补和调整如下：

百城邮票不但齿孔度数差异很大，而且齿孔大小、直线度、孔距都存在问题。甚至还有短针缺孔的现象。（参见下图）

一版邮票还存在齿孔度数不一的情况。究其原因，主要是抗日战争时期的因素，黄百城当时也找过许多工厂修复和制作打孔机。但在战争的艰苦年代，制作一些零配件都非常困难，何谈生产整台机器了。所以百城邮票的齿孔问题从头到尾都没有处理好。因时间关系，百城邮票的齿孔问题就不一一详述了。

百城印务局一共印制了凹凸两套邮票。印制凹版邮票的纸要比凸版邮票的纸要求高很多。因为凹版印刷工艺是先把纸浸湿，将纸软化之后才开始印刷的，所以它具有良好的坚挺度、平滑度、伸缩率小和耐水性强的特点，印刷时不应有掉粉、起毛和透印现象。正因为有那么多的要求，所以当时印制邮票都会用进口的道林纸。

1942.4.1中央信托局印制处编号410号合同上写的很清楚：“其余叁万万枚由乙方转交乙方之特约工作印刷厂（南平）承印，用凹版印制。纸由甲方供给，在南平交货。”

1942.6.22孙鸿仪在抵达南平后第三天就向邮政总局报告

“......仪于行抵桂林及衡阳时曾遵命前往各局转知所属。桂林局所存印票纸三百壹拾陆令大部存储管理中，均已包装妥贴，候令起运。衡阳局所存之九十九令，业已在仪达一星期前运出。后于路经赣州时，见有大部尚滞留邮局汽车站内，曾面请王站长早日设法载运来平，以备应用。南平现收到者为金华之壹佰零肆令及衡阳之一小部份。闻林局长已有电呈报矣。”

从这个报告上看就有四批纸从不同的地方运往南平。

据南京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1-2131-66号档案，1943年1月22日邮政总局会计处向局长打了一个“拟向百城印务局添印邮票二万万枚纸张之估计”的报告：

(乙)现存贵阳的西道林纸呈印票数目

在缅甸收购的纸共一三三六令，除已让给储汇局四万令外，尚余九二六令均存贵阳，此项纸张因系小张（两张才合一大张）约可供印邮票二三三，000，000枚。

宗计（甲）（乙）两项纸张可印票五一二，000，000枚。

据南京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1-2131-66号档案，1943年1月22日邮政总局会计处向局长打了一个“拟向百城印务局添印邮票二万万枚纸张之估计”的报告：

(乙)现存贵阳的西道林纸呈印票数目

在缅甸收购的纸共一三三六令，除已让给储汇局四万令外，尚余九二六令均存贵阳，此项纸张因系小张（两张才合一大张）约可供印邮票二三三，000，000枚。

宗计（甲）（乙）两项纸张可印票五一二，000，000枚。

到底有多少种纸运到百城印务局很难说清楚。如印百城二版30分和绿色2元邮票的部分纸都是印制一版邮票时运过来的。但有一点是肯定的，即百城一版邮票都是50磅进口的道林纸。因为当时我国还生产不了能印凹版邮票的道林纸。

比如这是半透明薄纸印制的邮票。

具体是哪个国家出产的就很难考证。只能用白、黄、厚、薄、有否条纹、是否砑光(即单面或双面抛光）等特征来表述。

百城二版邮票的纸更加复杂。它有印制百城一版剩下的纸，也有遍布武夷山区纸厂的产品。先介绍比较有名的大象图纸。

象形图水印加“ELEPHANTBRAND”文字水印纸：英文显示该纸的品牌为“象牌”的商标。

1962年在《ChinaClipper》的第26卷第5期上一位叫ElleryDenison的集邮家发表了一篇《中国邮票上的象图水印》的文章。从而掀开了这个象图水印纸的秘密：“TITAGHUR”（译音：提塔格尔）是印度加尔各答市北部的一个地方，这里有一家以地区Titaghur命名的造纸厂。上述的两个象图水印就是这个纸厂产品的商标。在该文中还有一封厂家寄出关于产品介绍的信件，其中详细地介绍了这种纸的原材料是竹子做的纸浆，加入了中华黏土和滑石粉等添加剂物品，并且还介绍了纸张的生产工艺方面的情况。

本人还收集到如下一种百城二版绿色2元邮票。

挪威的硬道林纸上的文字为“BANDOOLA”和“NORWAY”，文字排为上下二行。上行“BANDOOLA”文字大些。也有的邮票上见有“EXTRAFINE”的单行文字水印。

芬兰的硬道林纸上的文字水印也分上下二行，上行为空心体文字“EXTRASTRONG”，下行为单线体小字“MADEINFENLAND”。文字水印总长132毫米，高19毫米。

已经考证：这种道林纸产于芬兰柯美尼的阿克蒂波拉线造纸厂。它的水印并非是前面条纹纸的水印制法，不是在抄纸时轧辊碾压，而是在纸张成为成品纸张后，另外加压而成的。类似现在的钢印原理，是压痕的显示，不是移动纸内的纤维。在每张纸内的水平方向，排列了二个相同的水印文字。从左边水印的中间到右边水印的中间的距离为240毫米。两个水印文字的间距为108毫米。这种纸有黄色和白色二种。

据说还有勇士图案的水印纸印制的百城邮票。但我至今还没有亲眼见过。福建是我国生产纸的一个大省，品种也十分多。

福建连城的操纸工艺。现在的操纸设备比抗战时期肯定好多了。做纸的表面积也大了，质量也好了许多。

目前福建省长汀连城生产的纸样。（连史纸、玉扣纸、白麻纸、古籍用纸、毛边纸，这些纸的制造工艺和宣纸基本相同。只是各地所取的原材料不同罢了。福建采用基材为竹子，安徽宣纸是青檀树皮、当地沙田长秆籼稻草和杨桃藤为主。）

百城二版邮票用纸的问题历来争议最大的是其分类、名称。钱希清先生在1948年4月30日的《近代邮刊》第三卷第四期中就将百城二版邮票用纸做了一个从1944年——1948年四年里全国集邮家对百城二版用纸分类的总结。钱先生根据钟笑炉、何中仁、陈炳谦，加上钱本人的见解，将纸质确定为①长汀纸、②网纹纸、③软道林、④硬道林、⑤次道林、⑥夫字纸、⑦薄道林、⑧白纹道林八种。这八类纸的每个名称也集邮界还有不同的称谓。如长汀纸、陈炳谦称之为土纸；何中仁称之为长汀连史纸；钟笑炉称之为宣纸；钱希清称之为仿宣纸。再比如软道林纸、何中仁和钱希清称之为光道林；钟笑炉称之为软道林；陈炳谦称之为西道林光纸。八类纸内在集邮家的称谓中各不相同。

自1948年钱先生对百城二版纸张的总结至今整整过去70多年了，在这70年里中外集邮家如俞兆年、王克原、胜义、罗平、傅湘洲、杨耀增、王东升、麦国培等国内著名集邮家，以及外国集邮家ElleryDenison都对百城二版的纸质做了深入研究，并在各类集邮文献上发表了自己的看法。虽然仍未统一，但也基本归为7大类。又根据当时的称谓或官方或民间的称谓再对每个类别补充上别名。这样就完善了70年前钱希清先生的“四年总结”了。

“百城二版孙中山像邮票用纸及特性表”如下：

此表言简意赅、一目了然，这7大类纸张正是70年里各个集邮家研究出的结晶。

在百城印务局和邮政总局往来的电报、文书中对福建省生产的纸只有一个名称——仿道林纸。虽说福建省是一个产纸大省，但在抗日战争时期很多厂还是因经济不景气而倒闭或处于半停产或产不出符合邮票质量要求的纸。

图为白城印务局送邮政总局盖有“福建百城印务局”和“仿道林”印记的仿道林纸印样

百城版的样票和其它邮票相比就显得比较少了。百城一版邮票仅见5枚

在广东一集邮家手中，本人只有其中2枚。

从档案中看，一共开过三套模。因为头像、外框、面值，以及整体样票和作废样票等都分别送审，所以百城一版的送审样票应不下百种。但存世的非常少见。我也看过一些文献说某某拍卖公司有拍过。分析后应不是百城版邮票。在座的如有收藏或发现可提出来让大家分享。

百城二版的样票就多一些。虽然百城版是用中信版的母模做出来的。但首当其冲的是由百城印务局刻制的这个母模印制的样票?。

这个仿纽约版和纽约版相比较是差很多，所以被NG了。

在百城印务局仿纽约版邮票没有通过后，因为时间关系邮政总局提出用中信版的母模制作百城二版的子模（加上百城印务局的专门暗记）。

黄百城不是一个简单人物，通过印制百城一版邮票，他对邮票也有了一些认识。所以他利用厂里的技术人员也设计了一种图案的孙中山像邮票。于1943年5月24日，黄百城致信邮政总局余翔麟副局长：

昆公副局长勋鉴：谨肃者本局最近设计新式国父邮票两种，堪资参考。于凸版、胶版均可印制。兹特检呈样本二份，敬乞察阅，倘蒙嘉许，当再正式制模打样送请鉴定。

城于本月十八日安抵南平，专此奉陈顺颂。

可喜的是：附信寄给余翔麟副局长的这两份样票现在都在集邮者手中。一份在台湾集邮家杨秀娟手上，2015年在“抗战胜利暨台湾光复70周年纪念邮展”上展出过。一份在本人邮集里。

这份设计图案得到余副局长的首肯。亲自回信要求用凸版和胶版再印试样

百城先生台鉴：五月廿四日大函及邮票样张两种均已收悉，即请制模过版。分别用凸版、胶版印制样张各一，二张寄来，以便参考。唯不知贵局供给纸张统希。

黄百城当然马上动手，另外刻制了2元的印模，在当年7月9日报送邮政总局。

可惜这套邮票最后没有被通过，如被采纳，中国的邮票史要重新写了。

这是中央信托局印制处在预审之后在整版样票的背面盖了数个紫色的大圆戳。戳的上部有“中央信托局”五个字，中间为“信托”二个艺术字，下部有“印制处”，戳腰部左右各有一个五角星。盖过此戳即表明中央信托局印制处已预审查完毕后再转呈邮政总局审批。

凭心而论，百城版邮票应是民国时期在印模、纸张、油墨、齿孔等方面都算比较差的。但诞生于抗日战争最艰苦时期的这两套邮票却有为中国的邮票史填补了最光辉的一页。

时间关系就谈到这里吧。如有感兴趣更深一步了解的可以个别交流。所谈的百城邮票如有谬误，请包涵并指正。

借此机会也感谢福建省各级集邮协会在我实地考察时的大力支持和帮助

福州市集邮协会林啸天秘书长亲自陪我在福州市档案馆寻找资料（左为档案馆利用处林立峰处长）

南平市集邮协会陈卫东秘书长陪我在档案馆扫描档案资料

也借此机会怀念老一辈的百城邮票研究专家钱希清先生（这是钱先生去世前10天我在他家的照片）

【作者简介】沈敦武，1950年出生于上海（祖籍浙江诸暨），退休前在广东东莞一家美资公司任厂长。工作期间先后获东莞市道德模范、劳动模范、五一劳动奖章和全国帮扶先进个人称号。现为中华全国集邮联合会会士、学术委员会委员，广东省集邮协会常务理事，广东省孙中山邮票研究会副会长，新中国普通邮票研究会副会长，东莞市集邮协会副会长。主要作品《中国在抗日战争时期的对外邮路》邮集获全国邮展金奖加特别奖和世界邮展大镀金奖。《冲破封锁线——中国在抗日战争时期的对外邮路》集邮文献获世界邮展镀金奖。《百城版孙中山像普通邮票》邮集获世界邮展镀金奖。《烽火耀百城——百城版孙中山像普通邮票研究》集邮文献获全国邮展镀金奖。

?（注：“集邮博物馆”感谢沈会士同意转发?该讲稿。此讲座是2021年8月28日沈会士为亚洲邮学家群和沙鱼涌邮史俱乐部群的邮友们作的邮学讲座，也谢谢蚁健先生的帮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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