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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纸币漫谈之六：是真·是假（上）

1986年，中国钱币代表团第一次参加国际钱币学大会。会议期间，我们应邀参观英国德拉柔印钞公司。当时德拉柔已是一家150年历史的印钞公司，与中国有着非常悠久的关系。翻查民国时期的许多钞票，票面底部都写着一行小字：德纳罗公司印制，这德纳罗就是德拉柔，原文DeLaRue，当时的翻译人员多是南方人，“ne”“le”不分。为欢迎我们，公司大楼顶上升起了中国国旗。走进大厅，墙壁上有一个壁龛，壁龛不大，位置却十分显眼，几盏射灯打在壁龛上。走近一看，壁龛里镶的是一张“大明通行宝钞”，中国明朝的纸币。主人很高兴地请我们看，说他们收藏有世界上最早的纸币，并且请中国的专家鉴定这是不是真的。我们当然不必说破这不是最早的，只是肯定了它的真伪。主人当然非常高兴，因为真伪对他们非常重要，在欧美，印钞厂的定义就是“安全印刷”。

纸币的伪造几乎是纸币与生俱来的问题。当年北宋的四川刚刚出现私人交子的时候据说就发生过伪造案件，官司打到衙门，这也是后来政府接管纸币的原因之一。到了南宋，一是战争，二是财政对纸币依赖太多，伪造事件也多了起来。元代全用纸币，伪造更是猖獗。我们且看几件见于历史档案的事件：

案子发生在南宋的台州，就是今天浙江的台州。一天，同属浙江的婺州（今天浙江金华）派公差到台州来办案抓人，要抓的嫌犯叫蒋辉，本来就是个服刑人员。他是因为原来在广德（今江苏广德）参与伪造纸币400多张被发配来台州的。台州知州唐仲友发现他以前是个刻书匠，就是雕刻印书用的印版的匠人，技艺不错。古代很多文人出书都是自己出钱请人雕印的。蒋辉既是犯人，岂不是大可省钱，就把他调到府里来给自己刻书。这时婺州在当地另一案中发现也有蒋辉在婺州造的假币达900张，于是就派公差来台州抓人。按理台州应该协助婺州办案，可是台州不但不交人，还安排他从府衙后门逃跑。婺州的办案人员可说有勇有谋，早就守候在后门，一举抓获。蒋辉本来就是犯人，一问就招，招出了在台州衙门里的新案情。台州府里要他刻书不能说是假，但更要他做的是刻纸币印版。由知州唐仲友的侄子出面，伙同金婆婆、贺选一干人等，为他提供材料，利用蒋辉的技术，一共印出假币2600多张。此时南宋儒家的代表人物，理学大家朱熹在浙江做着一个不大的官，是监察本地的粮食、茶、盐物价和买卖的。他正好巡视到台州，了解到这个案子，立刻上奏朝廷，举报知州唐仲友。谁知唐仲友与当朝宰相是姻亲，以至朱熹一连上了6本，朝廷才罢了唐的官，提升朱熹。朱熹一怒之下竟辞官不做了。

所谓“以真作伪”的伪造纸币案，在古代叫做“挑剜裨凑”，用现代的话说叫做变造币，就是用价值较小的纸币改造为价值较大的纸币。变造币很难大量生产，但是由于基础是真币，比较容易蒙混。

元朝武宗至大四年（1311年），河东府万泉县（今天山西省万荣县）破获一起挑钞案。居民王月兴容留伪造者蔡软驴（元朝下层人民常见“驴”字作名字，记得关汉卿的杂剧《窦娥冤》中下毒药的张驴儿么）在自己家的地窖中，给了他一张面值一贯的至元通行宝钞，蔡软驴用刀子把壹贯字样刮去，又用笔描成贰贯。事发以后，把人捉到官，蔡软驴起先不招，但赃物和作案工具俱在，刑讯之下，蔡软驴竟不扛打，死了。但王月兴窝藏正犯，提供造伪材料，视作正犯处理。元朝法律规定得明确：“挑剜裨凑宝钞，以真作伪者，初犯杖一百七下，徒一年”。元朝的刑罚是世祖忽必烈亲自定下的，凡肉刑，在整数之下，“天饶他一下，地饶他一下，我饶他一下”，最高是杖110下，执行107下，再服一年苦役。不过要是身体略差一点，107下也就交待了。

元延祐元年（1314年），江西的新淦州（现在的新干县）抓到一个使用假钞的人蒋福二，据供称他使用的至元二贯伪钞是从文伏俚处得来的。检查物证，这原是一张二贯中统钞挑改的。再审问文伏俚，说是从萧真处用五百文钞买来的。于是顺藤摸瓜又抓来了萧真。萧真是一个郎中，却还在家里改造假钞。抓他的时候他还正在把三百文的改成五百文。300改500是小打小闹，中统二贯改至元二贯却是把价值提高了五倍，我们以前谈到过，至元钞与中统钞之比是1：5。但是这两种钞在外形上非常相似，给变造提供了条件。这张变造二贯至元钞合中统钞十贯。依律是107下加苦役一年。这个萧真是个侏儒，而且已经71岁，元朝规定，70岁以上15岁以下或残疾不经打的，可以用钱赎，每一下一贯，徒刑一年合杖67下。结果官府可怜他是个残疾老人，按徒刑罚了67贯中统钞了事。至于蒋伏二和文伏俚，元律规定，“知情买使挑钞”，比照挑钞107下减一等，要打97下。

上面例举的两件事看上去是个别规模的案子。这样以真作伪的事件可以发展为非常严重的案件。我们只举一例：元代为了纸币能够顺利周转，在各地都设有行用库，作为发行和供民众以旧换新的机关。当纸币流通过久，软烂不便再用时，可以到钞库更换。软烂的纸币在元朝叫做“昏钞”，换下来以后要盖上昏钞印，相当今天的“作废”字样。每年秋季统一销毁。延祐四年（1317年）秋季，曹州（今山东荷泽，元代属中书省）又该按惯例销毁昏钞，中书省也照例派人监烧。在烧毁昏钞前，先要对昏钞作检查，这一查，查出问题来了。按当时的上报文件，监烧人员共查出“掐补挑剜”伪钞1312定有余。蒙古在未入中原之前习惯用银，所以在口头上还保留着使用白银单位的习惯。白银每50两为一锭，元朝的民间和政府都认可50贯纸币也称作一锭或一定，一贯称一两。报告没有说明这些钞是中统钞还是至元钞，我们姑且按至元钞算，至元钞最大面额为2贯，我们也姑且按2贯算，1312定等于65600贯，即使都是2贯钞，也有32800张。如果其中有相当部分中统钞，再如果像上面的案子一样有300文、500文的小额钞，那么仅这一次发现的变造钞就够惊人了。

库里收进旧钞不是要加盖“昏烂钞印”的吗，怎么还能发生这样的事呢？事情正是管库人员自己作弊造成的。管库人叫任义，自己用好钞买了一些假钞（如果按上案，500文就可以买2贯假钞），再由自己用这些假钞换出库里的好钞，企图在销毁时把这些假钞蒙混烧掉。后来南方又来了一些伪钞贩子，与他勾结，拿成批的假钞换库里的好钞，然后给了任义2250贯好处费。如果仅好处费就有2000多贯，那么案值恐怕无论如何也要论万数了。案子破了以后，处理的相关人员达到39人，任义判死刑，其余变造的、买卖的、库里的管理人员等分别判处107、97下、87下、77下直至27下的杖刑和笞刑，连曹州知事也按负领导责任的方式挨笞刑17下，算是留任没有革职。

1955年杭州疏浚西湖，在湖底出土（应该叫“出水”？）了几枚印章，印文是“昏烂钞印”。这就是元代回收废旧纸币的作废印。

纸币伪造的问题，在宋金元明时代始终困扰着当局，而且随着纸币在社会上应用日益广泛，伪造愈演愈烈。元朝的一份报告显示，从大德元年到大德四年三月，三年多的时间，仅江浙的杭州等几个路份里已经入狱的伪钞案犯就有88起，274人。其中有策划的、有雕版的、有购买材料的、有印刷的，生产一条龙。面对伪造的猖獗，政府也采取了种种办法。

首先是制定反假的法律。宋朝初年制订法律的时候，还没有纸币的问题，所以政府正式发行纸币以后，出现了伪造问题却没有处理的法律依据，争讼不已。后来采取了一个临时的办法，是比照伪造官文书罪执行。按宋的律法，伪造官文书的刑罚是杖一百。四川交子是兑铁钱的，所以伪造交子除了打100下以外，还要发配到用铜钱的地界去。这是因为当时铜钱地界还没有行用纸币。北宋后期，中原地区也发行了一些纸币，因为中原是宋朝的核心地区，首都周围，对于中央政府来说，伪造问题就不能视而不见了。于是颁布了一些条例，发现伪钞，还没有流入社会的，犯人流放三千里外；已经造成社会危害的处死。南宋绍兴三十年（1160）发行了南宋核心地区流通的会子，制订了针对会子的反假律条，而且把它印在纸币上。这个条文《宋史》上有记载，而且从发现的南宋印刷纸币的“行在会子库”铜版上也得到了证明，文字是：“勅伪造会子犯人处斩。赏钱壹仟贯，如不愿支赏，与补进义校尉。若徒中及窝藏之家能自告首，特与免罪，亦支上件赏钱，或愿补前项名目者听”。

南宋纸币“会子”的印版上标明反伪法律

“行在”原来的意思是皇帝临时下榻的住所。北宋末年金朝南下，高宗逃到江南，把杭州定名为临安，意思是临时的首都，还要北伐收复失地的，所以又叫行在。当然他实际上并不真想北伐，不过那是不能真说的。条例中第一句很好懂，伪造者处斩。第二句的赏钱，并不是赏犯人，这里省略了被赏的主体，实际是指告发者，当时的术语叫“首告”或“告首”。进义校尉是一种非常低级的武官，是不入品级的，但对于一般平民来说，好歹也是官。补，额外授予。徒中，是指正在服徒刑，现在话说“强劳（强迫劳动）”。“补前项名目”就是指补进义校尉。听，意思是随其自愿。从南宋以后，伪造纸币的刑罚都上升为死罪。古代的罪犯，如果恰好遇到国家大事，比如皇帝登基之类，是会大赦的，除非所谓“十恶”，那是遇大赦也不能赦免的。这是十种被认为是不可原谅的罪行，多是谋反、大逆、大不敬、不孝之类。在元代，有多次在大赦时，诏书中专门说明伪造纸币不予赦免，可见皇帝对伪造纸币已深恶痛绝到与“十恶”并列。有趣的是，在纸币上省略奖赏“首告者”的句式，被金朝和元朝沿用，中统钞上写的也是“伪造者斩赏银伍锭仍给犯人家产”，直到发行至元钞时才改正过来。“仍”是并且的意思，不但奖励首告者金钱，而且许诺把被告者的家产奖励告发者，可见问题的严重。

陕西发现的元朝“中统元宝交钞”，中间的文字是“伪造者斩，（首告者）赏银五定”还说明把犯人家产发给告发人。

其次是要完善管理条例。特别是以旧换新的管理。从前面我们例举的案子看，不少伪钞案是用真钞改造的，而且可以通过以旧换新“洗”成好钱。所以元朝的纸币管理对此格外重视，不能让经过挑剜裨凑的纸币蒙混。倒换规则细到哪个部分损坏可以换，哪个部分损坏不可以换；哪个字保留可以换，哪个字损坏不能换。因为元钞中有一个很大的缺陷，至元钞和中统钞的设计风格、尺寸大小都非常相像。在大额纸币中，一贯的和二贯的尺寸也基本一致。由于元代人认为“使钞多凭数目字”，图案部分的分别不甚明显。如果把一张中统钞的贰字挖下来，补到至元壹贯钞的壹字上，那么增加的钞值至少顶三贯中统钞。而吏治的腐败，使得那些贪官猾吏到处钻空子，所以制订法律的时候不得不防。但是从发案的数量来看，法规的作用其实是有限的。

第三是加大打击力度。制订了法律，完善了制度，还要靠执行。在元朝，发行中统钞之初曾经规定，发现伪钞，要看伪造的质量，当时的术语叫“堪使”，即可用。凡堪使的，为首的处死，胁从的根据情节“杖断”，就是打板子。如果质量很差，“不堪行使”，为首的流放偏远地，为从的打板子。攻下南宋以后，伪钞案明显增加，政府不得不加大打击力度。中书省直接上奏忽必烈，说刑部认为伪钞案不断，有人屡犯，“盖是所定法轻”，要求从此以后，但犯伪造，不问堪使不堪使，不分主从，一律处死。买伪钞用的，也杖107下。忽必烈立刻批复：“准，钦此”。几十年后，再次规定：发生伪造案件，除处理犯人外，邻居不告发，杖77下；禁治不严，当地巡捕（相当“片儿警”）37下，巡捕军官27下，坊里正（“居委会”）17下。

此外，政府加大宣传。宣传方式是“排门粉壁”。“排门粉壁”就是挨门挨户刷墙。刷墙干什么呢，张贴布告，把前述的条例、案件、奖罚规则书写其上，大概还有大标语罢，这种宣传方式是不是一直流传到今天呢？当时文件说是要“使民知懼，递相觉察”，就是让老百姓知道不可以身试法，互相监察检举。

当然还有其它一些措施，比如机构设置、官吏选拔等等，不过这些与政府机关正常工作的共性更多一些，就不再单说了。所有这些措施总起来说还都是行政层面的。反假要有成效，还要技术层面的支持。

元朝法规典章的集成《元典章》，这是其中关于倒换纸币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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