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半两为什么不值钱？秦始皇为什么丝毫不介意

其实秦半两为什么不值钱的问题并不复杂，但是又很多的朋友都不太了解秦始皇为什么丝毫不介意，因此呢，今天小编就来为大家分享秦半两为什么不值钱的一些知识，希望可以帮助到大家，下面我们一起来看看这个问题的分析吧！

在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益阳市文物处撰写的《湖南益阳兔子山九号井遗址发掘简报》（《文物》，2016年第5期）发表的秦简三二中有这样一个案例：

十月已酉，劾曰女子尊择不取行钱，问辞如劾，鞫审。已未，益阳守起、丞章、史完论刑（字为：左食，右外乃内又）尊市，即弃死市盈十日，令徒徙弃冢间。

十月已酉，查秦代朔闰表，应为秦始皇三十二年（公元前215年）岁首，起诉一位名为“尊”的女子“择不取行钱”，也就是拒收“行钱”，问审及复审均事实无误，当月，由益阳守，按益阳为县，应为名为“起”的县令，县丞“章”，令史“完”定罪为“弃市”，将人杀死后，死尸在“市”暴尸十天，然后让徒隶移“尊”的尸体到乱葬岗丢弃。

也就是说，“择不取行钱”的刑罚是“弃市”死刑，远比《二年律令》中的“罚金四两”为重，而睡虎地秦墓竹简《金布律》也有明确的律文规定：

贾市居列者及官府之吏，毋敢择行钱、布；择行钱、布者，列伍长弗告，吏循之不谨，皆有罪。

官府受钱者，千钱一畚，以丞、令印印。不盈千者，亦封印之。钱善不善，实杂之……百姓市用钱，美恶杂之，勿敢异。

无论百姓还是官员，还是官府收入，都不允许“择行钱”，而早在《汉高祖刘邦的货币战争》一文中，三解已经写到过：

“半两”是一个重量概念，秦制1两等于24铢，半两也就是12铢，“重如其文”的意思是标准的秦半两钱的重量就应该是12铢。

……在秦始皇陵园西侧的赵背户村，发掘刑徒墓32座，其中29号墓出土半两钱37枚，32号墓出土3枚，直径最大的3.4厘米，最小的只有2.33厘米，最重的6.01克，约合秦制9铢，最轻的1.35克，约合秦制2铢。

在陵园北侧的鱼池村遗址共出土半两钱540枚，多数钱径在2.64-2.83厘米之间，重量在2.20克-3.80克之间，约合秦制3.3-5.7铢。

重量在3-6铢之间的，可以称作中型半两钱，在考古发现中最多，反倒是达到12铢的却并不多。（王冕：《西汉前期货币改革新探分析》）

也就是说，“半两钱”的重量不足“半两”是一个事实，而秦律的律文反复强调也说明，秦朝政府完全知晓这个事实。

部分钱币学家指出，“秦半两”的重量随着时代越晚，越接近秦二世时代而越轻，并将其与《史记·六国年表》中的记载联系：

（秦始皇三十七年）十月，帝之会稽、琅邪，还至沙丘崩。子胡亥立，为二世皇帝。杀蒙恬。道九原入。复行钱。

他们认为，“复行钱”实际上是“改铸小钱”，所以造成了墓葬中“秦半两”的普遍减重。问题是，墓葬中的“秦半两”可以确定下葬时间，却并不能由此确知钱币铸造的时间，两者之间无法等同，所以，并不能以墓葬时间来排列钱币的大小顺序。

而“睡虎地秦墓竹简”《金布律》已经明确地提及“钱善与不善，实杂之”，其墓主埋葬时间为秦始皇三十年，则可知，此前的秦国境内“行钱”已经充斥着“不善”的“减重钱”，所以才要求官府的一视同仁，而上文中涉及到的“择行钱案”，时间已是秦始皇三十二年，在地处边远的“益阳县”也发生了此类案件，都说明秦国、秦朝的货币“滥恶”问题由来已久。

也就是说，秦国、秦朝的“铜币”自始至终就没有想过或者说能够实现“标准化”来保证“足重”，因为只要在秦律施行的境内，“行钱”的峻法就保证了“秦半两”哪怕经过减重也一样能够通行无阻。

根本原因就在于“秦制”对于“行钱”和“行布”的定位并非是“宝货”，也就是说，并不重视其财富“贮藏功能”，而重点是“行”，也就是专门面向治下编户齐民的财政工具，只要你“用”就“行”了。

这个思维方式，在经济学界有一个专门的说道，叫“名目主义”（chartalism），其创始人英尼斯在1913年就提出了，货币是政府债务的“代理人”，货币之所以有价值，是因为政府要求人民用货币纳税。

也就是说，只要“货币”能够在政府和人民之间“公平”流动，哪怕那是一个“贝壳”，它一样能够拥有“购买力”。

“秦半两”不是“贝壳”，“秦半两”缺少的是“公平”。

根源就在于秦朝的财政体系。

在《翻翻大秦帝国的钱袋子》一文中，三解以“解剖麻雀”的方式回溯了秦代的“地方财政”：

作为“会计部门”，“诸曹令史”手中的“计簿”，才是真正意义的“某县公司账本”，或者说是“资产损益表”，只不过秦代的账本不是用人民币计数的，也不是用半两钱计数的，甚至根本没法“货币化”，所以，也不存在什么“固定资产”和“流动资金”之分，所有账目中的“物”，甚至“人”，都是“流动资金”，并详细分科。

要点就是秦代的“财政体系”根本没有“货币化”，所以只能是以不同科目进行分列，这一点，与上文中苏美尔人在公元前3000年已经完成“货币化”的会计体系完全不可同日而语，而这一体系对于“货币信用”的赋予又有着举足轻重的意义，因为它可以保障“货币”以“名目主义”的理解一样，“公平”地流转于“公私之间”。

而秦代的“地方财政体系”中，已知的“货币收入”（不全是“税种”）包括以下几项：

（1）禁钱（县属）：“山川所出”，王室垄断的山川池泽出产的手工业原料经“刑徒经济”生产产品售出所得钱，就是“官府作务市受钱”；“园池市井租税之入”，则是“市租、质钱、园池入钱”；

（2）不禁钱（县属）：“赎刑钱”和“赀债钱”；

（3）户赋钱（郡属）：五月的户赋16钱/户，每年送郡守处，“治库兵车马”。

在此之外的“中央财政科目”缺少资料，但结合西汉《二年律令》推测，或应有“少府”主管的“铸钱”、“采金”为直接的“货币收入”，其余也可以并入上述科目。

按照西汉元帝时的政府开支项目，“吏俸”应为“司农钱”的大宗，占总数的50%左右，在凤凰山10号墓出土的，4号、5号木牍记录了墓主人所在的西乡所辖市阳、当利、郑里等三个里的“算簿”，这些断代为汉文帝晚期至汉景帝四年的简牍，“算钱”用途也包含了“吏俸”。

不过，必须指出的是，以上“开支”的基础都是在西汉王朝普遍开征“算钱”之后，这笔收入甚至代替了前述秦朝上缴郡守的“户赋”，而“户赋”则被收归县级收入项目，这是秦无货币“吏俸”的理由之一。

理由之二是秦朝地方财政严重依赖“刑徒经济”，在《翻翻大秦帝国的钱袋子》中已有明确的计算：

从秦律规定的徒隶比例来看，2/3的田徒，1/3参与政府服务，则迁陵县的300刑徒应该有200人进入“田官”耕种，以男女1:1为“1户劳力”计算，养活全县的官吏、刑徒的耕地总面积不过5601亩，也就是“1户劳力”耕种56.02亩，完全不超出能力范围，哪怕是编制齐全的“迁陵县”，也就是“1户劳力”耕种80.55亩。

也就是说，“刑徒经济”单独供养整个“公家”绰绰有余，远比通过正常的编户齐民财政获取物资更加“经济实惠”，所以，本质上，“刑徒”的数量是与官僚组织配套的。

这种刑徒规模和地方财政的配套在秦律令中有明确的反映，即人数不足则由“县”向“治虏御史”请求，而“上计”给皇帝的“计簿”也包括“徒隶员簿”，也就是说“徒隶”存在有严格的预算管理，也就是对应“吏俸”的“全谷制”支出。

确认了这一点，再来看“采购”和“功赏”这两个“支出项”，也就是“货币投放”渠道唯此二者。

相对于“采购”的频繁和少量，“功赏”这个科目完全相反，因为“秦制”的赏功虽有“斩首赐爵”的基础，但又有律文明确规定，爵不满一级或达到升爵上限的都要折算成钱，而这单次的赏钱就数以万计。

换句话说，对于普通人而言，“赐爵”远不如“赐钱”常见，而“赐钱”又远不如“政府采购常见”。

所以，仅以秦代的“县级地方财政”来建构“货币收支”模型，实在是微不足道，仅以“上计”所用的“计簿”的科目来看，必然或可能涉及金钱的科目只有5种，占总量的17.86%。

在此条件下的“货币收支”很难发生难以挽回的后果，对于整个秦帝国财政的影响自然也“应该”微不足道。

问题是，秦朝的“货币回笼”手段非常少，也就是常态的“货币税收”根本不足以赋予“秦半两”足够的“信用”，百姓大部分交的“税、赋”仍是以“实物”和“劳役”的形式进行支付，唯有“户赋”和交易中产生的“市租”、“质钱”是常态的“货币税”，而前者一年不过15钱，后者则是比例抽成税。

比较之下，“货币投放”的决绝就令人惊叹，见《岳麓书院藏秦简（肆）》：

制诏丞相御史：兵事毕矣，诸当得购赏贳责（债）者，令县皆亟予之。令到县，县各尽以见（现）钱，不禁者，勿令巨辠。令县皆亟予之。丞相御史请：令到县，县各尽以见（现）钱不禁者亟予之，不足，各请其属所执灋，执灋调均；不足，乃请御史，请以禁钱贷之，以所贷多少为偿，久昜（易）期，有钱弗予，过一金，赀二甲。内史郡二千石官共令第戊

意思是，在统一战争结束后，秦始皇下诏书，要求各“县”立刻兑现对从军者的“购赏”和“免债”激励，并必须给予“现钱”。但这只是理想的原则，所以丞相、御史大夫请求有所变通，即“县”可以用“禁钱”之外“不禁钱”完成兑现的就尽快下发，如果不够，先各自向“属所执法”申请，由“执法”来负责调剂辖区各县的“现钱”，还不行，就上书御史大夫，请求使用“禁钱”贷给“县”，“县”回头偿还。

简单地说，不够先用“公款”，再调剂，最后再找“皇帝私财”借贷，回头再还。

这就形成了一系列的“债务关系”：

秦民——县廷——秦王

货币投放时，由秦王私府——“少府”铸造货币，贷给“诸县”，“诸县”再作为“节点”，将货币以上述两种途径，释放给秦民使用。

以“名目主义”的理论来理解，秦民无论是以“受赏”还是“售货”获得的“秦半两”、“行布”，实际上都是一份“一般债务凭证”，也就是将定额的“财富”出借给了“县廷”，而“县廷”则又将定额“财富”出借给了“秦皇帝”。

那么，“秦半两”和“行布”的“一般债务凭证”功能由什么保证呢？

毫无疑问的是，秦朝政府远比英尼斯在20世纪初见识的暹罗国更“精明”，他们采取了一套非常严格的“交易控制”系统来保证“欠缺信用的货币系统”不被“动态”的“市场价格升降”冲垮。

“秦制”严格限制境内百姓的自由流动，也就意味着跨区物流和现金流的大规模流动是被禁止的，则“诸县”实际上是一个个独立的“市场”和“货币区”（尽管用的货币是一样的），所以，尽管在“县”内会有非常繁荣和频繁的商品交换，见《商鞅变法后的秦国是一个全民经商的“拜金”社会》，实质上仍是数量的低水平堆积。

而整个秦帝国有数的几个受惠于这种官方垄断物流体系的城市，都是秦帝国的都城，如“咸阳”、“栎阳”、“雍”和“西”，尤其是“咸阳”，作为“太仓”和“大内”的所在地，四方诸县的“剩余物资”都会辐辏聚集，而几大都城、旧都的“官营刑徒经济”才能提供更多样性的“分工”和“商品”，而六国的商人“邦客”也会向其汇集。

这些都是秦国在统一之前，能够长期保持“繁荣”、“强大”的制度条件。

固定“货币区”保证了货币不会自发地向某个区域流动并集中，而物资却可以在行政命令下集中；同时，秦律将“交易行为”严格约束到了“市”内，处于政府的绝对控制之下，并通过干预和操纵“市”内的商品定价的方式，为货币强制赋予“财富价值”。

正因为如此，上述“择行钱弃市”的律令结合“告奸连坐”的管理手段，可以得到最大效率的执行，也就是说，哪怕“秦半两”被换成了“纸片”，通过对“交易双方”的人身控制，乃至于生命的暴力威胁，“秦制”顺利地赋予了“秦半两”价值。

通俗地比喻一下，就是我自己可以“偶尔”不讲规矩，但我用刀逼着买卖双方守规矩，因为“总算还有规矩”，所以，“信用”产生了，当然，其中多了点“博彩”的成分。

文章分享结束，秦半两为什么不值钱和秦始皇为什么丝毫不介意的答案你都知道了吗？欢迎再次光临本站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