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大革命给中国的集邮活动带来了前所未有的破坏。然而,深受大众喜爱的集邮活动却有着顽强的生命力,无论镇压多么严厉,这场浩劫也不会消灭所有的集邮藏品。即使在文革极其恶劣的环境下,仍有不少集邮者鼓起勇气,继续收集文革期间发行的邮票,以保护自己的集邮收藏品免受损坏。
1974年,上海发生了一起编号为《全国山河一片红》的邮票被追踪的事件。虽然这套邮票因种种原因已经停止发行,但仍有部分在销售和发行,因此被收藏在所难免。在当时的政治环境下,人们被随意贴标签、骚扰的情况很常见,由此引发的各种事件被泄露到网上也是有原因的。有消息称,上海复旦大学副教授陈继昌家中收藏有“一张红”邮票,导致其家被公安部门突击搜查。陈教授因“文革”期间被取消集邮的“罪”,被拘留审查,邮票被没收。虽然这件事对一个自称是集邮者的人来说是一个打击,但它对更多的集邮者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人们开始谈论集邮者的命运,这是一个不祥的预兆。表达了我的担忧。
1976年10月镇压“四人帮”后,由于当时党和国家主要领导人主张肯定“文化大革命”的错误立场,难以拨乱反正。全国集邮活动尚未及时恢复,束缚广大集邮者的心理枷锁尚未完全解除,极左行为依然猖獗。 1977年,又发生了一起涉及《全国山河一片红》邮票的事件。这一次,又一位集邮者被拘留入狱。集邮者团体也参与其中并接受调查或询问。其影响深远,让许多集邮爱好者不寒而栗。 ”
此次调查的起因是,长沙市集邮者戴无亚先生首次在其编辑的一本小杂志上披露了出售010-30,000张邮票的行为,并称其出售了其个人收藏的“一张红”邮票。有人举报说已经卖到香港了。骗局邮局业务。戴乌亚因走私罪被定罪,最终死于狱中。此次拍卖只是一个开始,全国范围内对戴木亚案的调查已经启动。
与上海、杭州集邮家戴无亚有过接触的人也被调查,浙江省清济市集邮家于燕森被调查人员殴打、训斥。天津邮票收藏家王文治一直通过信函与戴武亚取得联系,也有消息称,王亲自告诉她,他收集“红色”邮票,而天津市公安局已经开始调查。之后,杨耀政等人也被审问,要求确认王文治是否有“红印章”。大家都认为这样的事情不可能,但是王文治吹牛的时候却这么说,却没有任何意义。由于没有找到真凭实据,王文治被关押了九个月后被释放。
荒谬的事件源于非理性的运动。邮票编号《全国山河一片红》 原定于1968 年11 月25 日发行。邮票的标题来自当年《两份报纸一份杂志》的一篇社论。该邮票是中华人民共和国邮票上首次出现完整的中国地图。地图邮票的发行一直是国际争论的话题,这次也不例外。邮票刚发售,就有意见认为与西沙的部分边界不清楚、不准确,认为台湾应该涂成红色或白色。当当时负责发行邮票的邮电部军管会听说邮票设计涉及边境问题和台湾问题时,变得异常紧张,担心邮票设计会被改变。由于该错误,该刊物立即被勒令取消。据说当时流通的“朱印”大约有2000张。经过多方核实,这个数字应该是比较准确的。当时,陈继昌、戴无涯等人因“红印”而被定罪,从这一事实来看,如果知道这个精英社会的“红印”印有多少,就很难想象了。有多少不公平事件出现,相关部门一直在跟进,不知道会发生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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