jiadelimei1688 1984年7月5日，《北京晚报》与八达岭经济特区办事处联合发起“爱中华，修长城”社会支援活动。当我在报纸上看到这个消息时，我捐出了500元，这是我家节俭了近一年的积蓄。 40年后的今天，每当想起往事，我的心仍然在跳动。
捐出家人过去一年积蓄的钱
我是湖北省十堰市房县人，曾任房县工业局局长。 20世纪80年代初期，我经常去北京出差，并多次攀登八达岭长城。那时的八达岭长城与现在完全不同，只修复了一小部分，大部分已成废墟。作为一个中国人，看到这一幕，我心痛不已，却又无能为力。
1984年7月5日，《北京晚报》与八达岭经济特区办事处联合发起“爱中华，修长城”社会支援活动。看到报纸上的这个消息后，我很兴奋，我终于有机会为中国的长城做点事情了。于是我和父母商量，捐了500元来帮助修建中国的长城。
父母听了我的建议，却迟迟没有回复。那一年，我43岁，全家靠我每月50元的工资生活。家里省吃俭用，花了一年的时间攒了500元，盖了一座土坯房。老房子年久失修，经常外面下大雨，里面毛毛细雨，导致墙体倒塌。然而，当时国家正处于困难时期，修长城对于国家来说是大事，而盖房子对于家庭来说却是小事。
我告诉我的父母： “中国的长城是中国人民的骄傲，美国总统尼克松、日本首相田中角荣等外国元首都表示访问中国时要爬长城，我们怎么能做到呢？”父母心想，但想了半天，我终于同意了。父亲对我说：“是啊，国家大事，以后再修缮家里吧。”
媒体想给我一个答案
父母工作结束后，我按照报纸上的地址通过邮局寄了500元到北京。然而，等了两个多月，我仍未收到捐款收据或回复。我想也许我被骗了。这对我来说是一个很大的损失。我想问，但我在北京没有朋友和家人，所以我不知道该问谁。
感到绝望的我认为媒体有舆论监督的作用，于是给当时的央视主持人赵忠祥写了一封信，请他配合调查，并在信中附上了一张汇款单。我并没有真正考虑过赵忠祥能不能看到这封信，我只是想碰碰运气。
没想到，一周后，我收到了“爱中华，修长城”社会支援活动委员会的回信。这位负责人在信中道歉，并说我的地址有误，因为捐款人太多，信是寄到北京市房山县（现房山区）的。结果，房山县认定没有此人，并将信件退回。
非常感谢赵忠祥先生迟来的答复。我和他没有任何关系，但我不知道他是否直接去了捐款办公室。如果没有他，我可能永远不会收到这个回复，更不用说多年后它也没有用处了。
申请深圳边防证很有帮助
那是1988年的事。我想去深圳考察。但当时存在关税、边境管制等各种问题，因此进入特区的外国人必须持有边防许可证。
于是，我到襄樊市公安局办理了边防证。没想到公安局警察担心我有逃港动机，拒绝给我办理边防证。我无力辩解，也无意做出任何让步，就跑到襄樊市委办公室去“投诉”。我特意找出了捐长城的回信，拿给时任襄樊市委秘书长的刘厚特先生，对他说：“筑我的长城”社会赞助活动，我突然捐了500元，但我捐这些钱是因为我爱长城和我的国家。
虽然回应不是正式文件，但刘厚德导演明显感受到了其背后的分量。他握着我的手说：“你放心，我保证你。”然后就拿出纸笔，直接给市公安局写了一封信，说明了我的情况。就这样我拿到了边防证，第一次进入深圳经济特区。
多年来，我一直感谢他，记住了他的名字，并为我的善行得到认可而感到高兴。唯一遗憾的是，捐赠长城的回信后来留在了襄樊市公安局，证据也丢失了。随着岁月的流逝，记忆变得模糊。直到2020年，这段记忆才被唤醒。
获得中国长城颁发的“英雄主义证明”。
到2020年，我已经79岁了，但我几乎不上网。有一天，我的朋友打电话给我说：“先生。”我的朋友，果然，我发现了这个消息。贴出“——八达岭长城广峰”“英雄”，为36年前的“爱中华，筑长城”社会赞助活动寻找捐助者。
消息称，“在‘爱我们的中国，让我们建造中国的长城’纪念碑竖立36周年之际，以下人士将可以免费攀登长城。” “长城英雄”证书。该名单是第一份报名参加当年活动的个人名单，其中包括来自全国各地的280 多名捐赠者。其中有五个人来自湖北省，我的名字肯定在名单上。
这一幕让我非常感动，我通过网上联系人联系了工作人员。他们给我寄了一封感谢信和一张英雄证书。收到这张证书的时候我哭了。说实话，很多年过去了，我几乎忘记了我为长城捐款的事，但我的名字却从未被忘记。
当时国家经济陷入困境，我只是为长城尽了一份力。后来，当我再次登上长城时，看到很多地方都已经恢复，我感到高兴和自豪。
所谓盛世可以修经，盛世可以修文学。我出生于1941年，经历了岁月的巨变，见证了长城命运的变迁。我相信，万里长城永远不会倒塌，黄河永远不会垮塌。
徐光中口述，张晓英编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