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华字典》：一流的语言文字学家

《新华字典》的前身

1948年10月下旬的一个傍晚，中国人民解放军包围了傅作义部队保卫的古都北平。

炮声隆隆，人心惶惶的时候，北平城的一个小房间里，几位学者正在为一部小词典的编撰争论不休。

他们是来自北京大学的魏建功、周祖墨、吴晓灵、张克强、金克木五位语言学家。 他们是同事，也是中国一流的语言学家。

与那场即将决定民族命运的大战相比，这些人激烈讨论的字典显得微不足道，但放在中华文明的历史长河中来看，他们的努力却意义重大。

字典研究的发起人就是这个房间的主人，大学教授魏建功。

魏建功是北京大学的学生，师从著名语言学家钱玄同。 他具有深厚的写作和语言知识。 毕业后，他因学习成绩优异，留校任教。

抗战胜利后，魏建功跟随老师，被分配到刚刚摆脱日本统治的台湾，负责普及国语的工作。

当时，台湾已被日本殖民半个多世纪。 别说年轻人了，老一辈的台湾人连普通话都听不懂。

魏建功对此心痛又无奈。 当时他手上只有一本薄薄的《汉语常用词汇表》，里面只有简单的发音注释，没有解释。

有一些民国时期编着的《康熙字典》和《辞源》、《辞海》等民间工具书，但都是文言注解，完全不适合普通话零基础的初学者。

在极其困难的条件下，魏建功仍然做了大量的普通话普及教育工作，但始终苦于缺乏一本通俗易懂的白话词典作为教材。

1948年，魏建功回到北京大学任教。 闲暇之余，他与同事们谈论自己在台湾教书时的困惑，引起了大家的共鸣。

因为当时大陆也面临着和台湾一样的问题。

虽然白话文早已在民间流行，但当时的书面语言是文言文和白话文的混合体，造成表达混乱。

目前还没有一本真正适合大众的汉语教育基础参考书。 这些大教授都认为，既然什么都没有，我们这些搞素养教育的人就应该编一本书。

于是，这些热心的教授们每周五都聚集在魏建工家里，讨论编写字典的问题。

当时这样做纯粹是一种义务，既不出名，也不赚钱，但五位教授有一个共同的信念：中国多年来被欺负的命运大多是由于无知，只有教育才能唤醒人们的意识。人们。 词典是语言文字的工具，是国家的“重要武器”，他们的工作意义深远。

由于研究人员只有五人，大家暂时将这本词典命名为“吴极小词典”，这就是《新华词典》的前身。

遗憾的是，由于种种原因，这本《无极小词典》最终被束之高阁。

千锤百炼

1950年，时任北京大学中文系主任魏建功拜访出版总署副署长叶圣陶。

两人聊起了新中国的成立以及许多等待开发的废物。 然而，全国80%以上的人口是文盲或半文盲，这已成为各行各业建设的“绊脚石”。

叶圣陶此前就认识到，国民教育以基础教育为主，识字是重中之重。 这一切都迫切需要一本小巧实用的新词典，所以他就此做了报告。

上级考虑请出版总署接管位于北京师范大学的汉语词典编纂室，启动新词典的编纂工作。

恰巧这项工作只是缺少一个能够主持该项目的一般负责人。

叶圣陶询问魏建功是否愿意接手这个重任后，魏建功大喜。

因为这与他之前的理想不谋而合，而且他一直对《无极小词典》项目被搁置感到遗憾，所以他毫不犹豫地答应了。

1950年8月1日，字典组织正式成立，魏建功任院长。 该组织被命名为“新华字典学会”，意为“新中国”。 未来的小词典将被称为“新华词典”。

魏建工综合了前几位教授的意见后，以“音统词、词统词、义词统”的12个字作为编纂《新华字典》的整体范例。

词典社成立之初规模较小，只有魏建功、张克强、李久奎、李文生等几位工作人员。 后来最多的时候就只有14人了。

由于新闻出版总署没有接管词典编纂处，50多岁的魏建功身兼两职。 在教学的同时，他还抽出时间到社会主持词典的编写。

当时编纂词典时，有十几个人分工。 首先，每个单词都单独写在一张小卡片上。 编辑在卡片上写了一个条目并盖章以示责任。 然后互相传阅，然后加盖审查印章。 概括的内容就是该词在词典中的词条。

编纂词典的难度和巨大的工作量实在是今天的人们难以想象的。

当时，白话文中还没有现成的所有汉字的定义或例子，都是早期的文言或半文言著作。

一个作家要想弄清楚一个词的由来和解释，不仅要熟读四书五经，还要通读大量的文学作品； 必须从海量报纸、新闻、小说中提取、挑选相关例句，然后转录成可读的形式。 事实卡供参考。

据统计，仅《新华字典》第一版，编辑亲自抄写的卡片就超过30万张！

即便如此，《新华字典》仍然需要经过审核不断修改，预定的出版只能一再推迟。

但无论如何修改，各界人士总是有不同的意见。

最终，上级决定《新华字典》意义重大，只有先出版后修改才能定稿。

1953年12月，第一版《新华字典》由人民教育出版社出版。 这是中国第一部使用白话释义和白话例句的现代汉语词典。

据说当时的版权页上写着首次印刷10万册，但叶圣陶的日记却写着半年内就售空了500万册。

情感支持

出版日期为修订日期。 《新华字典》第二版修订计划迅速提上日程，出版业立即交给商务印书馆这个老牌工具书出版机构来完成。

事实上，1953年版《新华字典》刚问世，南方读者就反映不熟悉音标，按音序查字典不方便。 于是魏建工根据《康熙字典》中的部首稍加调整，编辑了1954年版的《新华字典》。

“小词典、大学者”一直是《新华词典》的最大特色，商务印书馆也为此不断修订。

1957年，新修订的《新华字典》在商务印书馆出版。 这个版本被称为“商业新版第一版”。

无论哪家出版社接手《新华字典》，始终坚持同一个理想：为民族文化的普及和知识的传播做出贡献。

1964年，第二次全国人口普查显示，我国15岁以上文盲率已从解放初期的80%下降到52%。 小小的《新华字典》发挥了很大的作用。

遗憾的是，当时由于种种原因，《新华字典》的修订发行工作中断了。

1970年11月，周总理在人民大会堂召开修订重启《新华字典》工作会议。 受当时政治思潮的影响，修订小组最初提出了2000余条意见，最终总结为407条。

例如，“我希望我能立即回家”这句话被认为没有革命精神，改为“我希望我能立即回到战斗岗位”； “利人利己”这句话缺乏时代精神，改为“不谋私利，只利他人”……

修改意见最终送达周总理。 看完后，他说“紧张”！

根据总理的指示，最终只进行了 64 项修改。

也正是因为周总理，《新华字典》的书名才成为今天的印刷版。

1953年版的《新华字典》原用魏建工先生题写的隶书题名，一年后改为鲁迅手书的组合。 由于后来实行简体字，鲁迅从来没有写过简体“花”，所以在印刷时，他从鲁迅的笔迹中找到了“花”和“十”，并将它们放在一起。

周总理知道后，认为这是对鲁迅的不尊重，于是提议将《新华字典》改成今天大家所熟悉的印刷体。

1971年6月，重新发行的《新华字典》发行量突破1亿册，创下了当时中国出版史上的纪录。

今年，15岁的莫言小学没毕业就提前辍学在家。 他每天都在村口的河滩上放牛。

作为一个男孩，莫言唯一的愿望就是吃饱饭。 只要家里有好吃的，莫言总会想方设法去偷一些，还经常因此挨打。

就在那时，莫言认识了一位在师范学校读书的同学。 对方告诉他，学校里有一个人的生活“极其腐败”——一天吃三顿饺子。

莫言连忙问他是什么职业，对方告诉他是一名作家。

莫言很感动，决心成为一名每次都能吃饺子的作家。

但如果他想成为一名作家，他就必须多读书，但村里没有书可以看。 就算有，他也不认识多少字。

一次偶然的机会，他得到了一本破旧的《新华字典》。

2012年，57岁的莫言获得诺贝尔文学奖。

他在致辞中说，放牛羊的那些日子，他实在太饿了，只能懒洋洋地躺在草地上仰望天空，凭着想象编故事。 他后来的小说几乎都来自那些孤独的岁月。

而陪伴他、指导他写出一部又一部小说的，就是珍贵的《新华字典》。

字典不仅教会了他如何读书，里面的例子也给了他无限的启发和启发。

这不仅仅是一个励志故事，更是无数人在困难时期依靠的精神支柱。

他们从《新华字典》的字里行间品味历史，发现文明的曙光。

破纪录

改革开放后，《新华字典》仍然是无数渴望知识的人们最好的良师益友。

央视播音员李瑞英曾说：“我随身带的法宝就是新华字典。有时候我不需要带一些护肤品，但包里一定要带一本字典。”

白岩松说：“如果没有《新华字典》，没有我开始陆续认识最简单的汉字，直到后来，我怎么有勇气和能力去一页又一页地翻开厚薄的书呢？毛布？”

更有趣的是，曾经有人做过一个统计。 1957年版的《新华字典》售价1元，1998年版售价11元，2004年版售价16元，几乎与当时的猪肉价格同步。

将猪肉价格与《新华词典》联系起来，其实是人们对这本词典的偏爱，影响了无数中国人。

毕竟，从咿呀学语到进入学校，陪伴我们每个人最久的工具书，就是《新华字典》。

2016年，第11版《新华词典》全球发行量达5.6亿册，荣获“最受欢迎词典”和“最畅销图书”两项吉尼斯世界纪录，创造了人类出版史上的奇迹。

2017年，《新华字典》正式推出APP版，从纸质衍生出电子出版物。 时代变了，但人们求知的初心没有变。

《新华字典》自1953年出版以来，已修订12次，发行量超过6亿册。 它已成为世界上流传最广的工具书和我国最具影响力的权威汉语词典。

时至今日，《新华字典》的修订和审查仍然是中国最神圣、最严谨的工作。

例如，1998年修订时增加了“焗油”这个新术语时，修订人员多次去理发店请教师傅，亲自体验后才写下了“焗油”的定义。

《新华字典》中的词条也将根据时势“与时俱进”。

例如，在第一版中，“癌”字的读音是“yán”，这是北方的发音； 但为了区分癌症和炎症，修订团队根据浙江话“ái”改变了发音。

2020年，第12版《新华字典》新增了“初心”、“二维码”、“点赞”等最新词条，再次用文字记录了共和国的发展变化。

正因为如此，当我们翻开每一版《新华字典》时，我们都能深刻地体会到，那些经过多次提炼的词条，其实凝聚着魏建工、叶圣陶、丁胜书、卢树湘等学者毕生的心血。

20世纪初，商务印书馆词典部主任吕尔奎深入思考当时中国的现状，爆发出“国家没有词典，根本没有文化”的呼声。 ”。

如今，《新华字典》已成为每一代中国人追求知识的“无声老师”，这份永久的记忆继续传承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