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催眠起源，催眠在中国的发展

\r 第五章结语\r\r 一、构成中国现代科学史的复调音乐\r\r 本书是从科普角度讲述催眠术在中国近代发展的复调结构。其目的是为了填补中国科学史过去以上层知识精英为中心的书写习惯所留下的空白，科学史应该以更广泛的“科学人群”为中心。是的。不同的社会群体参与科学活动时群体动力、身份和合法性的兴衰。

\r \r 回顾以往的研究，学者们对现代“科学”的理解往往被置于五四运动的背景下。《中国现代思想中的唯科学主义》（《中国思想中的科学主义，1900-1950》）是郭英一在20世纪60年代出版的一本开创性的著作，论述了胡适、吴稚晖、陈独秀等知识分子的科学观，是一部早期著作。随后，黄红叶、王辉、金光焘、刘庆峰等人也提出了思想观念史的相关研究。 （1）这些结果很重要，但正如本杰明·埃尔曼（Benjamin Ellman）所指出的，人们常常过分关注五四以来科学宣传者的政治言论和哲学思维，但在现代却不然。被忽略。 (2)话虽如此，从20世纪70年代夏洛特·弗斯的《丁文江：科学和中国新文化》(丁文强：科学与中国新文化)到20世纪70年代的(3)张纯如的《中国飞弹之父：钱学森之谜》，并不缺乏相关研究。 1990年代（蚕丝）、（4）都非常清楚地展示了科学家与民族主义之间的关系。特别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我国出版了一系列科学家个人传记，制度史、学术史研究也蓬勃发展。 （5）这些研究无疑超越了概念和思想，扩展到理论、实践和制度方面，更具体地涉及科学发展的过程。近年来，台湾研究人员受到科学、技术和社会研究（STS）的影响，更加详细地描述他们的科学活动，也更多地触及知识的不确定性和实际问题。主题包括跨境移民和物质文化。 (6)

\r\r 这些对思想、领域、机构和科学家的研究确立了当前对现代中国科学的理解。它们大多表明科学在许多方面与社会变革和国家建设密切相关。这些研究也是探索中国科学、探索现代化的重要基础。但不可否认的是，这个谜题的某些部分仍然缺失。这些机构和学者的活动和影响范围无论规模大小、人口多少，都不能代表中国科学发展的全貌。虽然很难否认这些历史人物影响着中国科学的未来走向，但围绕这些主题撰写不可避免地给人一种精英决策的印象，专家群体以外的非专家群体的浪潮将再次加强，而且是很难考虑后续一波又一波的科学趋势。

\r \r 近年来，关注中下阶层科学活动的学术著作层出不穷。范法迪专注于毛泽东时代的地震科学研究，为“文革”背景下的“大众科学”或“人民科学”提供了生动的例子。国家动员要求人们共同参与预测地震、观察异常自然现象并立即向地方当局报告。通过该计划，公众的日常经验将转化为国家地震科学知识。 （7）舒希乐撰写的《近代中国古人类学发展史》，展示了共产党政权如何利用北京人化石的考古发现来教育群众马克思主义。特别是文革期间，古生物学家在“劳动人民知识化、知识分子转化为劳动力”的口号下，被要求向群众学习，当地人也通过化石展览、杂志、发掘等方式学习科学。 (8)从更批判的角度来看，熊伟明写道，在大跃进期间，人们集体参与了各种被称为“超声波”的设备的生产，这些设备被人们用于医疗、研究、日常生活，扩大了生产力。我解释道我是如何被鼓励去投资的。该计划最终会损害创新。 (9)

\r\r 无论是黄发地的地震科学，徐席勒的古人类学，甚至熊伟明的超声波技术，这些研究的主要焦点自1949年以来一直是中国。不难发现。从清末到民初，当前科普史写作的重点多是科普普及，如陈平原的《点石斋画报》研究、王作岳的《 “。 有。中国科协》，（11）王文骥期刊研究《西风》，（12）黄祥福研究《妇女杂志》。 (13)虽然这些研究揭示了下层阶级启蒙运动的丰富含义，有的在相当程度上显示了群众在吸收新知识方面的不同灵性，但他们的分析焦点往往局限于报纸和杂志。他们倾向于将公众的角色固定在“接受者-反应”维度上。虽然必须承认，知识分子与大众之间一直存在着不对称性，但清末民初日益多元化的科学，普通民众是如何参与和组织的呢？开发、开发和创造。文化和科学活动。尽管他们的行为不一定能得到上层精英的认可，甚至可能违背启蒙理性的要求，但书写他们的历史却是“五四运动”的典范。时间。话语。 ”而这对于比较民国时代的科普和共产主义时代的群众路线的差异也很有用。

\r\r 2. 边界划分、知识分化、自我形成\r \r 清末民初中国社会的催眠史，就是一部灵性科学的历史。群众。不过，这里的“大众”是指研究者必须扩大他们所研究的“科学群体”，而不是说这些活动必须局限于下层阶级，不存在。必须认识到，尽管催眠是普通人日常生活的一部分，但参与催眠的历史演员并不仅限于此。与许多欧美科普史的观点略有不同，本研究无意将“流行”限制为阶级特征，也无意将其限制为“高雅文化”（highculture）。也可以视为反应。这与我们对清末民初科学史的一般看法不符。在那个时期的中国，新与旧的对立常常超越了老练与老练的区别。它很受欢迎，并展示了各方不同跨国知识的共存。因此，我采取更加开放和动态的观点，将“科普”领域界定为“有界的舞台”。从这个意义上说，所谓“公共”不再是指单一的客观实体本身或研究者构建的社会群体范畴，而是指各种历史行为体的基础。关于他们的意图和社会经济地位。 （14）这首先涉及到通过解释群众的特征来划分象征边界（集体感染、喜新厌旧、迷信……），以及群众内部的划分（教育（存在/存在/缺勤、个性水平、受过培训）。或不……），用各种与公众有关的词语（普通人、群众、庸医、傻瓜……）来强化某些群体参与科学的合法性，或者排斥。在这个过程中，专家/业余爱好者、精英和大众之间的区别不断地协商和改变。这些修辞和捏造的概念进一步外化到特定的社会边界，形成制度鸿沟，包括法律规定和纪律规范。简而言之，科普视角试图表明，在新技术、新事物四面八方涌来的时代，各种各样的人都在拥抱催眠，但他们没有共同的动机或目的。在接受对方思维方式的同时，呈现出不同的立场，创造出各种竞争与合作的关系。

\r \r 因此，读者应该发现，整个研究的目的并不是强调现有体系中稳定的学科体系或少数受人尊敬的科学家。这项研究主要围绕以下问题展开：什么样的划界工作促进了知识分化？异质性历史在知识传播和知识建构过程中是否发挥了作用？谁是政治行动者？他们是如何被招募或排除的，以使科学成为什么？是今天吗？特定的科学共同体塑造了人们看待和感知的方式。整个社会成员共有哪些信仰、价值观、思想和记忆？在这个过程中，现代性的自我体验是如何产生的？

\r\r 科学活动中历史主体的异质性，在近代中国催眠的历史形象中清晰可见。自19世纪末以来，作家、翻译家和出版商一直在推动向公众传播有关催眠的书面信息。 20世纪第一个十年，不同水平的催眠师崛起，他们通过演示和研讨会，超越身份和阶级的界限，为人们创造真实的催眠体验，从普通人到学者到政府官员，我们聚集了参与者。其中，留学日本的鲍方舟、于平克等人成立了集诊所、学校、出版公司等为一体的“催眠学会”，鼎盛时期有学生、教师、警察等，人数近10万人。成员。他们的活动范围超越了城市和国家的地理界限，包括军人、商人、雇员，甚至有相当经济能力的男性，比如华侨。这些人不是传统意义上的科学家，但也不是知识的被动接受者；相反，催眠协会的成员亲自实践所学的催眠技能，并用类似的实践形式发表实验报告并主动验证。验证催眠的效果并拓展其应用。也许每一个病例报告都是无关紧要的，但正如成千上万的珊瑚虫聚集在一起形成珊瑚礁一样，这种巧妙的科学实践具有整体的说服力，不断强化，从根本上构建中国的催眠事业。也就是说，参与者并不是占据“接收和回答”的知识阵地，而是通过“提交报告并被认可”的交换循环，获得头衔、继承传统、建立分支、获得钥匙.它会变成。扩大教师和治疗师的组织规模。

\r \r 然而，在强调普通人的能动性的同时，我们仍然不能忽视更高层次的知识传播者的作用。清末的西方教育家丁玉良、弗兰娅等，以及民国初年的学术心理学家蔡元培、陈大器等，都通过著作和翻译将催眠和暗示的概念引入中国。这说明催眠在当时其实是受到重视的，而不仅仅是下层阶级的娱乐活动。上层知识分子普及催眠、暗示等概念时，往往有破除迷信或纠正不良习惯的教化意图。但最终不可否认的是，其影响力是有限的。催眠术的发展不能用催眠知识从精英传播到大众的“传播理论”的角度来解释。事实上，催眠知识在中国的流动有多种来源和渠道，借用了不同国家的知识资源，制定了不同的实施逻辑。大多数情况下，人们不需要通过更高级别的中介来了解催眠。

\r \r 信息来源、渠道和科学参与者的多样性使得“划界”成为一项必要的任务。与同时期的其他西方科学相比，催眠的价值继续面临着各种挑战。这些挑战来自群体心理学中对大众暗示的负面描述、新闻和文学中对催眠犯罪的描述以及关于迷失灵魂的民间信仰。和恐惧的占有。在这种情况下，区分“利用”和“滥用”的标准是“公众”的一定性质；陌生人和外国人被视为嫌疑人，培训中心内的集体活动被视为危险。为了消除疑虑，催眠协会再次区分了“公众”这一范畴。尽管该学会的会员来自私营部门，但与许多由学者创办的学会一样，有一套培训、评估和出版机制，并且通过这些机制的运作，招募的公众都是训练有素的实验者。其他不这样做的人会被视为迷信的傻瓜。当国家的态度动摇时，社会制度和心理教育的政治言论的结合为催眠术摆脱政治压制创造了传播空间，并成功地在医疗市场上开辟了一个利基市场。 1937年，中国精神病学研究会获得政府批准。这意味着象征和社会界限的划分是有效的。

\r\r 从更大的知识背景来看，催眠的范围是有争议的，因为它在知识领域的分化使来自不同背景的参与者相互对抗。受西方心理学研究思潮影响，催眠学会不仅传播催眠的医学价值，还积极利用催眠探索灵魂、超感等“神秘”现象，旨在发展催眠术。与物质科学不同的精神科学领域。然而，像上海精神协会的杨爽这样曾经对催眠着迷的人，后来却认为中国本土的道教比西方的道教更深奥，决定用传统的宗教道具来验证催眠的存在。鬼神。灵性科学。关于催眠与支持方式的争论，体现了转型期人们的宗教与科学、传统与现代等不同的价值选择。这种划分并不是一方或另一方的绝对选择，而是对某些要素被拒绝的程度的决定。

\r \r 另一方面，19世纪末传入中国的灵性，混合了宗教、哲学、科学的元素，但其超验的内容却受到20世纪心理学的影响，被制度化所消除。以陈大奇为代表的学术心理学家将催眠归入变态心理学的范畴，并将超感觉知觉解释为催眠现象或欺骗。相反，催眠学会的精神研究者延续了早期精神病学对超验的兴趣，并不认为催眠是由于异常心理造成的，而是认为催眠在正常情况下是隐藏的，我们相信它提供了一种探索事物的特殊方式。民国初年，19世纪的精神问题分为三个学派：通灵会、催眠会、学术心理学。心理学（或“去形而上学”）。 ”）密切相关，还包括消除民间迷信的社会变革理想。

\r \r 然而，与精神病学会的冲突不同，学术心理学家与催眠学会之间的紧张关系并非源于传统与现代的矛盾，而是源于移植性与现代性的冲突。我必须强调，它来自于两套难以理解的事情。现代化计划：一是要走物质科学的道路，深化现代科学的成就；二是要走精神科学的新道路，超越现有科学的限度。前者采取“净化与限制”的策略，将科学与形而上学分开，而后者则主张“混合与扩展”，提出将生理学、心理学和哲学相结合的科学任务。 (15)然而双方的共同点是，为了保证科学的进步，必须将催眠置于特定的知识秩序中，并且必须排除普通人无节制地滥用催眠。我认为有。他们的排他性行为仅仅证明了科学与政治之间的“同源性”。在巨变的时代，科学家和国家各自用自己的方法来限制催眠的使用范围，以防止它成为知识并损害政治制度。

\r \r 除了边界、排除和限制等各个方面之外，我们还需要意识到这些复杂的催眠学说所培养的创造力。催眠术在中国的发展为人们重新认识自己、认识自己的身体打开了大门，给时代带来了重大意义。此外，它的重要性还源于其流行的科学特性，它并不局限于上层阶级的思想。正如英国社会学家尼古拉斯·罗斯所说，自19世纪中叶以来，包括PSY在内的各种学科（心理学）相继出现，包括心理学、精神病学、心理治疗、精神分析等。这些研究与当时欧洲和北美自由民主社会的权力管理机制高度相关，也改变了现代人认识自己的方式。 (16)这些理论和实践从19世纪后期开始逐渐进入东亚，成为东亚国家追求现代化的重要资源，并呈现出与欧美不同的面貌。最近的历史研究者已经认识到，这种心理知识是理解东亚社会变迁的重要组成部分。 (17) 然而，即使在20 世纪40 年代，中国的神经精神病学家和新的精神病医院也很少，这一事实可以理解这一心理学知识在中国的影响，(18) 。让我们看看日常生活中的公共实践。

\r \r 清朝灭亡后，人们认识到救亡图存必须超越物质和制度层面的改革，以及如何形成“新民”和“新民”的问题”开始出现。它成为一个重大的自我政治问题。心理学知识为此提供了思想资源，“无意识”概念就是其中的一个方面。在欧美历史语境中，无意识自我观的兴起，主要是对资本主义伦理“自我约束”要求所造成的心理紧张的回应。 (19) 然而，正如一些学者指出的那样，这些概念进入中国后引起了截然不同的反应。林吉成认为，民国初年，知识分子对无意识、压抑等精神分析理论的接受是“神话”的，即基于对西方理论的热衷，而不是基于具体的科学细节。或者我认为没有考虑到临床内容。我正在认真申请。 (20)王凡森进一步指出，当时的中国青年并不重视无意识的作用，坚持认为“人”应该从“无意识”升级到“意识”状态。 (21) 总体而言，新知识分子在讨论层面上对“无意识”的评价并不十分积极，而倾向于淡化它，认为它是一种我们应该脱离的状态。例如，新文化运动代表人物胡适（1891-1962）就曾说过：“除非问为什么，否则一切都是无意识的习惯行为，是低等动物的行为，是可耻的”。 ” “是的，”他严厉地说。 Ko Kakufu引入精神分析时，他将无意识领域理解为“放逐自私欲望”和“延长生命”存在的地方，并认为此类理论过于“神秘”，对此进行了评判。 (23)我在上一篇文章中谈到了当时流行的勒庞理论对公众无意识的批判，这里就不再多说了。

\r \r 在意识形态层面，无意识的自我观点显然与这个时代青年的“觉醒”强调不相容。然而，这本书表明，一旦我们审视普罗大众日常的科学实践，无意识心理学理论绝非空洞的热情，也并非与“新人”相悖，相反，它是一种让许多人看待自己的身体和自我意识的新方式。催眠一直被精神病学史家描述为无意识理论的起源（24），而中国催眠的历史案例则源于催眠学会的函授教科书，其中多次提到“潜心”和“潜意识”。表明它已得到解释。 “没有思想或思想”的状态被认为是令人难以置信的现象的原因，但相比之下，代表“意识”的“显性思想”充满了“干扰”。据解释， (25) 这对通俗文学的表现也有影响。例如，一位作家曾经写道：“激活另一个人的潜意识就像给没电的电池充电一样。”在报纸和函授课程中，这种“无意识”的同义词已经呈现出全新的色彩，被数以万计的读者所接受。此外，催眠学会出版的出版物不仅提供催眠学派的介绍，而且还重点介绍精神分析学派。 (27) 其他作者试图用电磁学来解释潜意识引起的催眠和千里眼现象。 (28) 从流行程度来看，这些主要继承自欧洲和日本的民间无意识理论，远比20 世纪30 年代末戴秉衡（1899- 1996).甚至比理论更有影响力。塑造更多人的心理体验。 (29)

\r \r 作为一个概念，“无意识”在普通大众的心中以积极而美妙的方式产生共鸣（30）这与知识分子的警惕和恐惧形成鲜明对比。而且，不仅在表现层面上，在生活中，人们也实实在在地目睹和经历着无意识过程所带来的转变和改变。催眠许诺人们隐藏在现有意识之下的潜力，消除旧习惯、疾病和不良行为，增强人的精神意志，甚至扩展人的感官能力。正如中国精神病学研究会宣言所指出的，精神治疗是顺应时代需要的一项发明，“催眠、精神分析等旨在将疾病从坟墓中举升到垂死的状态”。状态。”“可以做到。”来自坟墓。 (31)学会的主张引起了人们的共鸣，在阅读会员的来信和实验报告时，纷纷收到对催眠实验中令人惊奇的发现以及从绝望中被拯救出来的感激之情。中国人迷上催眠的动机不仅仅是好奇心，更是渴望改变自己的身心，摆脱脆弱多病的身体，保护心理健康，成为具有实验精神的科学家。想要它。催眠教育也需要从业者人格的培养，一位学员在看完包方舟的讲义后忍不住说道：训练期间，你会感到身心舒适。 “难以形容。” (32) 另一位学生声称，“暗示的运用，造就了一种乐观、坚忍、奋斗、追求新生活的伟大精神。” (33) 一些克服了慢性疾病的受益人坦言：“我的病都好了，我不再是老朋友，而是一个新人。” (34)

\r\r 这说明，心理学知识一方面发挥着激励上流知识分子建构“新人”理想的作用，另一方面也发挥着塑造人类自我的作用。下层阶级的人。尽管两者拥有相似的术语和思想资源，但在理解和解释上却表现出不和谐的张力。对于像胡适这样的知识分子来说，“民族”的集体层面是变革的目标。 “无意识”是属于群体的，是从旧的社会关系中继承下来的固定的、想当然的习惯，也是没有理性思考、冲动行动的欲望的结果。但追求催眠的普通公众看不到知识分子所看到并试图批评的那种群体。因为他们中的大多数人可能属于上述群体。他们关心的是更直接的个人干扰，而不是整个社会。换句话说，我们怎样才能满足自己的好奇心呢？我该如何解决自己的痛苦？我们怎样才能突破自己的极限？他们没有将变革武器化的崇高理念，也无法“有意识地”制定严格的社会蓝图，而是逃入更自由的想象空间，将现实世界的问题掌握在自己手中，对抗隐藏在其中的“无意识”力量。通过自己前后的变化，体验时代的“新”，为自己增值。由于这些历史主体和从属主体的生命历程和社会地位不同，对“无意识”、“暗示”等心理概念的道德评价也有所不同。尽管目前学术界对这些心理概念在下层阶级中的发展还鲜有讨论，但毫无疑问，这是一个非常重要且值得进一步研究的课题。读者还应该注意到，催眠协会成员所展示的只是一种下层的自我构建方法，许多不同的自我技术是同时运作的。

\r \r 本书中出现的历史演员大多已经去世，就连于平恪、包泛舟这样的催眠界重要人物，我们对他们的生平也知之甚少。我不知道。如今，陈大奇、陈独秀等五四派知识分子对唯灵论的猛烈批判仍历历在目，似乎只有通过这种分裂的启蒙，才能造就新时代的理想人类。然而，本书想要强调的是，“科学”不仅是思想和学术活动的指南，而且渗透到普通人生活的方方面面，让人们为自己和祖国发现新的可能性。是可能的。

\r \r 然而，我们必须记住，催眠之所以具有如此强的穿透力，并不是因为它是一门全新的科学，而是因为它与某些传统元素的亲和力。钱穆（1895-1990）二十多岁的时候，有一次观察好友朱慧田练习鲍方舟教给他的自我催眠术，他说：“这种技术类似于静坐。他回忆道：”非常相似，但你所要做的就是坐在那里。”在心里冥想45 分钟或一个小时。一旦你醒来，你就可以回去睡觉，当你醒来时，该技术就完成了。 （35）静心、心学、气论、灵魂的召唤、附身等因素交织成一张意义之网，与外在知识交织在一起，影响着人们熟悉的记忆，创造出各种原因。内在的积极或消极的情绪。

\r\r 3.过去与未来\r\r 最后，我们还可以在更大的时空尺度上思考催眠的历史和变迁。从18世纪到21世纪，从欧美到东亚的历史作家都致力于揭示催眠的各种变异和文化特征。但不变的是，人们从未放弃对心灵力量的探索，连续的尝试也未能摆脱科学争议。正如罗斯所说，当今心理科学的真理技术正在逐渐被药物的随机对照试验取代基于案例的思维，心理学的内在深层空间正在逐渐被神经科学映射所取代。（36）然而，催眠并没有逃脱人们的关注。的科学家。 20世纪70年代，重要的心理学家欧内斯特·希尔加德宣称“一项现代实验已经开始将催眠现象从伪科学的边缘拯救出来，并将其带入正常的心理科学领域。” (37) 通过使用量表和统计工具，建立了催眠敏感性的定量曲线来取代早期的经验描述，但研究人员仍在争论影响催眠敏感性的各种变量。我是。

\r\r 此外，科学家们还在继续研究各种催眠技术的临床应用。从20 世纪70 年代至今，已经有近1000 篇基于随机对照试验、系统评价或荟萃分析（meta-analysis）的医学论文来解决疼痛、分娩、临终关怀和戒烟等健康问题。曾被用来研究催眠的应用，大多数研究受限于患者样本数量，无法得出明确的结论。 (38) 但时不时就有新闻引起你的注意，2018年，权威医学杂志《刺胳针》（The Lancet）的子刊报道，催眠疗法可以显着缓解肠易激综合症（irritable Entered Syndrome）。我们宣布了一项名为“的研究”。肠道综合症患者的症状。 (39) 许多主流医疗系统的临床医生突然意识到，这种古老的治疗方法实际上并没有过时。功能磁共振成像提供了另一种方法来帮助科学家了解催眠下不同大脑区域的激活水平和功能连接。然而，19世纪广泛争论的一个老问题“催眠暗示所带来的行为改变是否一定发生在催眠状态（催眠恍惚）下？”至今尚未完全解决。正如人们提出了各种理论来解释催眠体验（潜意识、暗示诱导、联想、预期、脑低血糖）一样，意识状态、主观体验和意识状态之间也存在联系。神经科学揭示因果关系？这种关系在心理学家中仍然存在争议。 (40)

\r \r 另一方面，尽管超心理学或超心理学的研究在现代科学史上产生了激烈的争议，但仍然有一批研究人员认为它是一项严肃的科学事业。 19世纪末，中国催眠学会效仿的心灵研究会，聚集了一批重要的科学家，致力于灵性领域的研究。到了20 世纪30 年代，实验心理学已经成为主流，J.B.莱茵等超心理学研究者继续利用大学实验设备和心理学研究方法来研究心理现象，我也这么做了。它是一种同行评审机制，其方法曾得到数理统计研究所的认可。 (41)

\r \r 20世纪70年代，自称拥有心灵感应和心灵遥感的传奇灵媒尤里·盖勒再次引起了科学家的关注。盖勒曾受邀前往斯坦福国际问题研究所、伦敦大学伯克贝克学院等学术机构就读，并受到著名物理学家大卫·博姆、特德·巴斯汀、约翰·杰拉德·泰勒等科学家的考察。报告和讨论出现在《超心理学期刊》（Nature）和《自然》（New Scientist）等知名出版物上。 (42) 和过去的历史一样，科学界也不乏对这类研究的批评和嘲笑，但此时另一个专业群体，33,354名科学哲学家，开始介入对此类研究的评价。领域， 工作. (43) 1991年，理论心理学杂志《新科学人》（心理学新思想）出版了超心理学特刊，其中引用了科学哲学家马里奥·邦吉（Mario Bunge）的一句话（44）。布顿邀请了雷蒙德·布顿等重要学者。保罗·费耶拉本德、大卫·布利茨和威利斯·赫尔曼做出了回应。与过去所有的争论一样，超心理学也遭遇了许多伪科学的指责，但仍保有少数同情者和支持者。 (45)

\r\r 华人社会中的科学家也没有在这个领域中缺席。虽说共产中国建立后，催眠学会的灵学活动就此停摆，而整个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报刊上也鲜少有关于催眠术的讨论。(46)在苏联心理学家巴甫洛夫（Ivan Petrovich Pavlov,1849—1936）的唯物主义典范影响下，催眠术仅仅被视为大脑皮质因“单调的刺激所发生的一种反射性的抑制”，用以理解动物实验中的睡眠现象。(47)但历经文革时期的沉寂，20世纪80年代前后开始，特异功能热潮在中国复苏，陈守良、温璋文等科学家，陆续针对耳朵认字、透视展开研究。(48)约莫也是在20世纪80年代后期，台湾的物理学家李嗣涔、陈建德，与心理学家唐大仑等人，也开始研究起手指识字的特异功能，甚至发现受试者触摸到佛道相关的字词，会看见亮光或宗教图像。据此，他们提出“信息场”的物理学假设，并宣称“这个实验已为传统佛教的世界观开始建立科学的基础，也为‘信息场’研究领域开启了一崭新的研究方向”。(49)面对奥秘的心灵结构，李嗣涔再度回到催眠现象，主张催眠减少了“大脑纷乱的量子场不断产生及崩溃过程”，在精神松懈下来后，被术者的无意识会逐渐显露，那是一种“带有前世的记忆”的“复杂的自旋几何结构”。(50)翻看论文的参考资料，我们将发现八十多年前余萍客写下的催眠著作赫然在列。(51) \r\r 就此看来，五四知识分子的反迷信斗争，并未真的断定了日后科学的走向，即使学科的畛域不断分化，在某些知名科学家（哪怕只是少数）的研究生涯里，科学与宗教依然紧密相倚，并同时让他们的名声添上争议。此外，“玄学鬼”也没有真的被驱逐。近二三十年来，心智哲学家和神经科学家建立起新的合作模式，在不同层次和论域中一同探索心智的问题。尽管心灵的物质主义解释当道，但当年鲍芳洲、余萍客所提倡的“一元二面论”却没有就此成为过时的无稽之谈，哲学家们仍持续在此形上学立场上与科学进行对话。(52) \r \r\r (1)　郭颖颐，《中国现代思想中的唯科学主义（1900—1950）》（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10）；樊洪业，《从“格致”到“科学”》，《自然辩证法通讯》，第55期（1998），第39—50页；金观涛、刘青峰，《从“格物致知”到“科学”、“生产力”：知识体系和文化关系的思想史研究》，《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第46期（2004），第105—157页；汪晖，《现代中国思想的兴起：科学话语共同体》（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5）。 \r\r (2)　Benjamin A.Elman,“New Directions in the History of Modern Science in China：Global Science and Comparative History”Isis, 98:3（2007）, pp．517—523. \r\r (3)　Charlotte Furth, Ting Wen-chiang：Science and China's New Culture （Cambridge：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70）. \r\r (4)　Iris Chang, Thread of the Silkworm（New York：Basic Books, 1995）. \r\r (5)　相关回顾可参考：王扬宗，《中国当代科学的历史研究刍议》，《中国科技史杂志》，第28卷第4期（2007），第376—385页；郭金海，《1980年以来美国中国近现代科技史研究述要》，《中国科技史杂志》，第33卷第3期（2012），第259—272页。 \r\r (6)　例如，李尚仁处理英国海关医官在中国的科学活动、雷祥麟处理现代中医的诞生。参考：李尚仁，《帝国的医师：万巴德与英国热带医学的创建》（台北：允晨文化，2012）；Sean Hsiang-lin Lei, Neither Donkey nor Horse：Medicine in the Struggle over China's Modernity （Chicago：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2014）. \r\r (7)　 Fa-ti Fan, “‘Collective Monitoring, Collective Defense’：Science,Earthquakes,and Politics in Communist China”Science in Context, 25:1（2012），pp．127—154. \r\r (8)　 Sigrid Schmalzer, The People's Peking Man：Popular Science and Human Identity in Twentieth-Century China （Chicago：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2008）. \r\r (9)　熊卫民，《1960年的超声波化运动》，《科学文化评论》，第11卷第3期（2014），第41—64页。 \r\r (10)　陈平原，《左图右史与西学东渐：晚清画报研究》（香港：三联书店有限公司，2008）。 \r\r (11)　Zuoyue Wang,“Saving China Through Science：The Science Society of China, Scientific Nationalism, and Civil Society in Republican China”, Osiris，17（2002），pp．291—322. \r\r (12)　王文基，《心理的“下层工作”：〈西风〉与1930—1940年代大众心理卫生论述》，《科技、医疗与社会》，第13期（2011），第15—88页。 \r\r (13)　黄相辅，《居家必备：〈妇女杂志〉在五四前的通俗科学启蒙（1915—1919）》，《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第100期（2018），第85—128页。 \r\r (14)　“大众科学”究竟意指“大众的科学文化”、“科学普及”，还是“对立于学院精英的科学活动”？“大众”又包含哪些人？其“科学性”何在？诸如此类的问题，一直以来都广受争辩，而“没有明确指涉”似乎成为操作“大众科学”此一概念的痛处。但换个角度，正因为这种游移的特性，此概念反而能帮助研究者带出历史的复杂性与异质性，将传统精英科学活动以外的种种现象放在“伞状术语”（umbrella term）下一同并置分析。就本书而言，“大众”作为书写的对象，可以是第二章里市井百姓的科学文化，也可以是第三章里以中产阶级男性为主体的科学活动，亦可以是第四章里对立于学院派的民间灵学研究者提倡的科学议程。这些不同的“大众”怀有不同动机和科学想象，也以各自的方式进行界限划分或被划分，从而交织成一幅催眠术在中国发展的整体图像。 \r\r (15)　例如，鲍芳洲的传人徐鼎铭即强调：“催眠术是精神学——由心理学、生理学、哲学三科融合而成的科学。”见鲍芳洲、徐鼎铭，《催眠学家的正则养成》（台北：“中国精神学研究所”，1996），第225页。 \r\r (16)　Nikolas Rose, Inventing Our Selves：Psychology, Power，and Personhood （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6），pp．10—11. \r\r (17)　这方面的回顾可参考：Harry Yi-Jui Wu and Wen-Ji Wang，“Making and Mapping Psy Sciences in East and Southeast Asia”, East Asian Science, Technology and Society，10：2（2016），pp．109—120。 \r\r (18)　王文基，《疯狂、机构与民国社会》，收入王文基、刘士永主编，《东亚医疗史：殖民、性别与现代性》（台北：联经，2017），第77—98页。 \r\r (19)　Eli Zaretsky, Secrets of the Soul：A Social and Cultural History of Psychoanalysis （New York：Vintage, 2005）, p．38. \r\r (20)　林基成，《弗洛伊德学说在中国的传播：1914—1925》，《二十一世纪》，第4期（1991），第20—31页。 \r\r (21)　王汎森，《思想是生活的一种方式：中国近代思想史的再思考》（台北：联经，2017），第75页。 \r\r (22)　胡适，《我对于丧礼的态度》，《新青年》，第6卷第6期（1919），第577页。 \r\r (23)　高觉敷，《译序》，收入S.Freud著，高觉敷译，《精神分析引论》（上海：商务印书馆，1933），第18、21页。 \r\r (24)　最具代表性的莫过于：Henri F.Ellenberger，The Discovery of the Unconscious：The History and Evolution of Dynamic Psychiatry （London：Fontana Press, 1994）。 \r\r (25)　鲍芳洲，《催眠学函授讲义》（上海：中国精神研究会，1917），第33—35、48页。 \r\r (26)　叶劲风，《一寸山河一寸血（111）》，《申报》，1946年12月3日，第11版。 \r\r (27)　亦农，《精神分析法之创始者Sigmund Freud》，《心灵》，29期（1924），第1—7页。值得一提的是，该文虽然着重精神分析的发展，却也认为弗洛伊德发明精神分析法是因为“不精于催眠术”的缘故。 \r\r (28)　见第四章提及的中国心灵研究会成员李海涛的文章。 \r\r (29)　—般认为，戴秉衡是中国首位接受短期正统精神分析训练的治疗师。在1935—1939年间，他在北平协和医学院神经精神科及北平市立精神病疗养院服务，开设“心理分析”课程并提供临床诊疗。关于戴秉衡所代表的美国精神分析在中国的种种发挥，参考：王文基，《“当下为人之大任”：戴秉衡的俗人精神分析》，《新史学》，第17卷第1期（2006），第91—142页。 \r\r (30)　在报纸上不乏以下描述：“自晚近新心理学家发见人人具有之潜意识后，其控制心身能力之伟大，更非常人意料所及。”见《名医李绍广迁移诊所》，《申报》，1935年11月12日，第12版。“反之吾人每当克制情感欲望之后，其情感欲望中所涵有之良能（又曰本能）不致随情欲以消散，必有几许储入吾人之潜在精神（此精神必于催眠时始能发现。佛学曰藏识，严侯官名之曰蛰觉，英文曰Inspirition）而为人类最高尚之能力。”见克庵，《道德丛话：精神上之储蓄谈》，《申报》，1921年6月3日，第16版。 \r\r (31)　鲍芳洲、徐鼎铭，《催眠学家的正则养成》，第180页。 \r\r (32)　鲍芳洲、徐鼎铭，《催眠学家的正则养成》，第97页。 \r\r (33)　鲍芳洲、徐鼎铭，《催眠学家的正则养成》，第99页。 \r\r (34)　董天锡，《催眠术治愈各种奇难怪病》，《精神》，秋号（1917），第21页。 \r\r (35)　钱穆，《八十忆双亲师友杂忆合刊》（台北：东大，1983），第84页。 \r\r (36)　Nikolas Rose, The Politics of Life Itself：Biomedicine, Power, and Subjectivity in the Twenty-First Century （Princeton, NJ：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09）, pp．26, 191. \r\r (37)　Ernest R.Hilgard, “Hypnotic Phenomena：The Struggle for Scientific Acceptance”, American Scientist，59：5（1971），pp．567—577. \r\r (38)　根据PubMed网站（https：//www.ncbi.nlm.nih.gov/pubmed）的统计。 \r\r (39)　Carla E.Flik, et al., “Efficacy of Inpidual and Group Hypnotherapy in Irritable Bowel Syndrome（IMAGINE）：A Multicentre Randomised Controlled Trial”, The Lancet Gastroenterology & Hepatology, （2018）, doi：10.1016/s2468-1253（18）30310-8. \r\r (40)　Harutomo Hasegawa and Graham A.Jamieson，“Conceptual Issues in Hypnosis Research：Explanations，Definitions and the State/Non-State Debate”, Contemporary Hypnosis， 19：3（2002）, pp．103—117；Steven Jay Lynn and Irving Kirsch，et al.，“Hypnosis and Neuroscience：Implications for the Altered State Debate，”in Graham A.Jamieson, ed.，Hypnosis and Conscious States：The Cognitive Neuroscience Perspective （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7）, pp．145—165. \r\r (41)　Andreas Sommer, “Psychical Research in the History and Philosophy of Science：An Introduction and Review”Studies in History and Philosophy of Biological and Biomedical Sciences，48（2014），pp．38—45. \r\r (42)　社会学家柯林斯（Harry Collins）和聘区（Trevor Pinch）曾经就20世纪70年代的超心理学争议，写下一本在分析上甚具洞见的著作。参考：Harry Collins and Trevor Pinch, Frames of Meaning：The Social Construction of Extraordinary Science （London：Routledge, 1982）。 \r\r (43)　20世纪前期的科学哲学家并非不关心超心理学，只是他们的评价多半发表于私下场合。如逻辑实证论者卡纳普（Rudolf Carnap）曾在自传中描述自己和维根斯坦（Ludwig Wittgenstein）的某一次会面，当他们聊到超心理学时，维根斯坦对之强烈反对，但卡纳普却主张这些超心理学现象的存在与否及其解释，都是重要的科学问题。参考：Rudolf Carnap, “Intellectual Autobiography,”in Paul Arthur Schilpp, ed., The Philosophy of Rudolf Carnap（Illinois：Open Court, 1963）, p．26。 \r\r (44)　邦格主张超心理学是一门伪科学，其四个主要理由简述如下：（一）超心理学和其他科学没有连贯性，抵触了理性主义；（二）超心理学假设思想可以不经物质媒介传导，抵触了物质主义；（三）超心理学违反了科学的基本原则，倘若超心理学为真，现今的科学原则都得被放弃，唯有反科学或伪科学的支持者才愿意付出这种高昂代价；（四）科学的本质是系统性的，但超心理学却孤立于其他学科，无法成为系统的一部分。参考：Mario Bunge, “A Skeptic's Beliefs and Disbeliefs”, New Ideas in Psychology, 9：2（1991）, pp．131—149。 \r\r (45)　例如，费耶阿本德便不赞成将超心理学排除于科学之外，他批评邦格提出的判准很可能会过度排除掉科学中许多重要的部分。而布利兹也不同意邦格基于物质主义原则排除超心理学。参考：Paul Feyerabend, “It's Not Easy to Exorcize Ghosts”New Ideas in Psychology, 9：2（1991）, pp．181—186；David Blitz, “The Line of Demarcation Between Science and Nonscience：The Case of Psychoanalysis and Parapsychology”，New Ideas in Psychology, 9：2（1991），pp．163—170。 \r\r (46)　当时在《人民日报》《光明日报》等全国性大报上，催眠术甚少报导，偶有提及，大多也跟巴甫洛夫学说脱离不了关系。如“条件反射性睡眠疗法是根据巴甫洛夫学说，运用催眠暗示法，并辅以适当的药剂，促使患者睡眠。”见《南京精神病防治院推行条件反射性睡眠疗法效果良好》，《光明日报》，1954年11月27日，第2版。或“一直为迷信和宗教所困扰着的‘睡眠与催眠问题’（第八章），也由于巴甫洛夫的神经抑制过程的学说而得到了唯物主义的解释。”见丁瓒，《读〈巴甫洛夫选集〉中译本》，《人民日报》，1955年12月2日，第3版。 \r\r (47)　巴甫洛夫著，吴生林、贾耕、赵璧如、刘本鉴译，《巴甫洛夫选集》（北京：科学出版社，1955），第242页。 \r\r (48)　卢国庆，《现代超心理学“功能人眼”科学研究》，《国防大学通识教育学报》，第5期（2015），第52—67页。 \r\r (49)　李嗣涔、陈建德、唐大仑，《由手指识字实验辨识特殊关键字所观察到的异象》，《佛学与科学》，第1卷第1期（2000），第8—17页。如同邦格对欧美超心理学的批判，台湾的科学哲学家也参与在本土的超心理学争议中，例如：陈瑞麟，《特异功能研究是科学吗？》，收入氏著，《科学与世界之间：科学哲学论文集》（台北：学富，2003），第321—331页。 \r\r (50)　李嗣涔，《心灵的结构与物理》，《佛学与科学》，第17卷第1期（2016），第6—16页。 \r\r (51)　李嗣涔参考的版本是2011年品冠文化出版的《催眠术与催眠疗法》，该书的内容出自余萍客在1931年出版的《催眠术函授讲义》。 \r\r (52)　以下兹举几例：Kenneth M.Sayre，Cybernetics and the Philosophy of Mind （New Jersey：Humanities Press, 1976）；Thomas Nagel, Mind and Cosmos：Why the Materialist Neo-Darwinian Conception of Nature is Almost Certainly False （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12）；洪裕宏，《谁是我？意识的哲学与科学》（台北：时报文化，2016）。 \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