茨威格的诗歌，茨威格语录

夏天的雨/文字

一

“只要天使能像黑手党一样组织起来，正义就没有理由不能战胜邪恶。”以黑色幽默着称的美国作家库尔特·冯内古特在《没有国家的人》中写下了这句深刻的诗句。善良、美好、善良的人一定要更加坚强，更加顽强，能够在残酷的时代和黑暗的时代里等待命运的更长久的管教。

当斯特凡·茨威格被纳粹流放，从祖国奥地利流放到遥远的英国时，一匹苍白马的形象一直萦绕在他的脑海中。我在茨威格的《昨日世界：一个欧洲人的回忆》 的序言中注意到了这张图片。德国画家阿尔布雷希特·丢勒（Albrecht Drer）在《四骑士：瘟疫、战争、饥馑、死亡》的基础上创作了一幅题为《圣经·新约》的铜版画。《约翰启示录》描绘了预言世界末日的异象和可怕的混乱场景，其中四位骑在马背上的骑士象征着瘟疫、战争、饥荒和死亡。 1942 年，茨威格在《昨日的世界》 中写道： “《约翰启示录》匹苍白的马全部侵入了我的生活。我们从始至终经历了一切可以想象的灾难。”

人们就像被投入惊涛骇浪中的碎石，被战争卷走的难民潮就像汹涌的潮水。 1934 年春天，茨威格生活在英国，写了大量关于他亲眼目睹的难民潮的文章。每周都有更多的犹太人逃往英国。后来的难民比先到的难民变得更加痛苦和沮丧。史无前例的仇恨狂希特勒想要羞辱和除掉的正是他们，将他们判处世界末日和地狱。纳粹首先剥夺了犹太人的工作，然后禁止犹太人去剧院、电影院和博物馆，并禁止犹太研究人员使用图书馆。纳粹将犹太人家中的仆人赶走，拆除了犹太人家中的收音机和电话，并没收了犹太人的家。那些未能逃脱的犹太人被送往纳粹德国的集中营，在那里面临长期监禁、火葬场和毒气室。

茨威格描绘的这幅世界图景我很熟悉。 2006年6月，我应邀访问波兰，参观位于克拉科夫老城的纳粹德国奥斯维辛集中营和灭绝营遗址。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纳粹德国占领波兰期间，超过一百万犹太人以及大量波兰人和罗姆人在这里遭到系统性屠杀。当你进入这样的地方，你会感到庄严。我想看得清楚，明白，因为我知道这在我的一生中只有一次。那时我已经看过斯皮尔伯格导演的电影《辛德勒的名单》，以及美国音乐家马友友在电影《辛德勒名单》中演奏的深沉而令人心碎的大提琴音乐。主题曲，是一首深沉而真挚的歌曲，我的心因悲伤而颤抖。我看了罗曼·波兰斯基导演的电影《钢琴师》；我看了朱塞佩·多纳托雷导演的电影《西西里的美丽传说》。所有这些影片都展示了二战期间德国法西斯主义的暴行。当我走到奥斯威辛集中营废墟时，我感觉自己走进了电影场景，但这确实是历史中的场景。走过布满铁丝网的军营，望着冰冷的火葬场和毒气室，看到巨大的玻璃房间里陈列着女性剪下的头发，看到丢失的手提箱、眼镜和鞋子，我看着群山。在一个巨大的玻璃房间里，我走下崎岖的石阶来到地下牢房，看到了挂着霉味的囚服。

茨威格在战争期间住在巴西彼得罗波利斯镇时写下了这本回忆录。他在酒店房间里，没有作品样本，没有帮助记忆的材料，没有朋友的来信，而且由于国家的邮政路线，无处可问。每个人都生活在孤立之中，受到世界各地审查制度的阻碍。他写道：“我亲眼目睹了各种流行思潮的出现和蔓延，包括意大利法西斯主义、德国民族社会主义、俄罗斯布尔什维主义，尤其是民族社会主义。伊斯兰主义像不治之症的瘟疫一样毒害了我们，欧洲之花，我担心这个长期被认为被遗忘的世界会回归难以想象的野蛮状态，毫无防备且无助。我别无选择，只能成为见证者。”

茨威格所目睹的民粹主义思潮也是20世纪极权主义的政治形态。现在，人类已经审视和思考了这些政治形式。本世纪以来，优秀作家不断书写和揭露极权政权的运作及其给世界造成的灾难。从帕斯捷尔纳克的《日瓦戈医生》到索尔仁尼琴的《古拉格群岛》，从俄罗斯白银时代诗人安娜·阿赫玛托娃和曼德尔施塔姆到约瑟夫·布罗茨基，这些悲凉悲伤的诗篇反映了苏联时代人性的政治。揭示了大规模清洗和种族灭绝的残酷真相。

二

然而，茨威格在世时，所看到的一切艰辛都让他感到困惑和担忧。

由于祖国奥地利的动乱，茨威格无法安静地工作。他僻静的萨尔茨堡家非常靠近德国边境，而茨威格则住在第三帝国边境附近。贝希特斯加登山顶一览无遗，阿道夫·希特勒的住所所在。 1933年1月，阿道夫·希特勒上台，与理查·施特劳斯合写的茨威格歌剧《沉默寡言的女人》第一幕钢琴谱完成，第一幕管弦乐谱也大致完成。完成。它于完成。然而，几周后，当局禁止在德国舞台上制作非雅利安作品或以任何方式涉及犹太人的作品。这些执法措施也挽救了生命，莱比锡音乐厅前的门德尔松雕像被拆除。 “我觉得随着这项禁令，我们歌剧的命运就结束了，”茨威格回忆起这一刻。

他认为沙德·施特劳斯会放弃合作并与其他人合作创作另一部作品。但施特劳斯并没有这样做。他敦促茨威格为他的下一部歌剧准备歌词，并且已经为茨威格的第一部歌剧创作了管弦乐谱。施特劳斯仍然忠于他的朋友，但也为了自己的安全采取了预防措施。由于与当权者关系密切，他会见了希特勒、戈林、戈培尔等人，并接受了纳粹国家音乐局局长的任命。

纳粹当局颁布了第《保护德意志人民》 号法令，禁止印刷、销售和分发作者的作品，视为叛国罪。禁书被放在燃烧的木头上并烧成灰烬。托马斯·曼、海因里希·曼、韦费尔、弗洛伊德和爱因斯坦被剥夺了创造的权利。焚书和酷刑成为纳粹的控制手段。茨威格还被纳粹宣布为禁止作家，但当时一部根据茨威格的中篇小说《燃烧的秘密》改编的电影正在德国各地放映。他骑着摩托车下令停止拍摄这部电影，因为这让他想起了纳粹在德国国会大厦的纵火。

知识分子与纳粹的勾结被视为不良道德记录并受到公开谴责。最著名的是德国哲学家马丁·海德格尔，他时任弗莱堡大学校长。作为最著名的音乐家，施特劳斯已经70岁了。第11届夏季奥运会于1936年8月1日至16日在德国柏林举行。希特勒主持了这次大会。这是在纳粹主义迷雾中举行的奥运会，理查·施特劳斯为奥运会创作了国歌。

施特劳斯曾告诉茨威格，希特勒在维也纳流浪期间曾到格拉茨看过他的《情欲燃烧的秘密》的演出，并表达了对他的钦佩；除了瓦格纳的作品外，她几乎只唱施特劳斯的作品在Berchtgarden 举办的所有庆祝派对上都会播放歌曲。施特劳斯先生说，他有自己的与纳粹合作的计划。他总是坦率地承认自己相信艺术唯我论，并认为任何体系对他来说都不重要。施特劳斯出于自身利益而如此迎合纳粹，他担心自己的儿子会娶一个犹太女人，而他心爱的孙子们会被当作垃圾对待，被排除在学校之外。

此次活动将有歌剧《莎乐美》 的表演。到了1934 年初，纳粹当局面临着最后的选择：要么违反自己的禁令发行这部歌剧，要么禁止当时最伟大的音乐家理查德·施特劳斯演出这部歌剧。歌剧的乐谱、钢琴谱和歌词已经印刷完毕，德累斯顿皇家剧院已经订购了道具和服装，角色已经分配，排练正在进行中。但纳粹当局尚未达成协议，最高领袖戈林和思想领袖戈培尔均未发表意见。阿道夫·希特勒不得不努力亲自研究茨威格的三幕抒情歌剧《沉默寡言的女人》，甚至还召开了一个会议来研究它。最后理查·施特劳斯被传唤到至高无上的上帝面前。希特勒告诉理查·施特劳斯，他将破例允许这部歌剧上演，尽管这样做会违反新德意志帝国的所有法律。然而，《沉默寡言的女人》只演出一天，德累斯顿皇家剧院接到禁止演出的通知。理查·施特劳斯被迫辞去国家音乐局局长职务。

三

“我们注定会遇到这样的时刻。”茨威格用莎士比亚的名句作为“《沉默寡言的女人》”的题词。

斯蒂芬·茨威格(Stefan Zweig) 1881 年11 月28 日出生于维也纳Schten Ringstrasse 14 号楼。从留下的照片来看，这是一座豪华的宫殿式建筑。维也纳市政厅17 号是斯特凡·茨威格(Stefan Zweig) 和弟弟阿尔弗雷德·茨威格(Alfred Zweig) 童年的建筑。茨威格居住的地区也是19世纪维也纳皇家剧院和19世纪维也纳歌剧院的所在地。斯蒂芬大教堂。

在《昨日的世界》的开篇章节中，茨威格讲述了他经历的黄金时代。在奥地利君主政体的千年里，哈布斯堡王朝统治下的奥地利经历了几个世纪的和平繁荣，国家赋予其人民的权利由自由选举产生的代表人民的机构管理。代表——个国会验证文件。和平世纪也是保险业的黄金时代。人们为房屋投保火灾和盗窃保险，为田地投保防冰雹和灾害保险，为事故和疾病投保，为晚年购买终身养老金储蓄凭证，为摇篮投保。未来的嫁妆。工人也组织起来为自己争取体面的工资和医疗保险，仆人也为自己存了退休保险，提前留了一笔钱，用于死后的丧葬费，我都留在那里。防止一切不幸进入生活的坚定信念使奥地利人能够生活在世界上最好的地方，远离一切邪恶和压迫。对进步的信念是当时信仰的真正力量。人们的信仰进步超越信仰《昨日的世界》。

“这座城市的所有居民都在不知不觉中被培养成极端民族主义者、世界主义者和世界公民，”茨威格回忆起他的祖国、他的个人成长和他的日常生活。茨威格在充满宁静和美好的回忆中重温幸福的日子。国家的财富和人民的文明教育。没有哪个欧洲城市比维也纳拥有更丰富的文化生活，而奥地利的自豪感最明显地表现在它对卓越艺术的追求。欧洲文化潮流在这里汇聚，不朽的音乐巨星——格鲁克、海顿、莫扎特、贝多芬、舒伯特、勃拉姆斯、小约翰·施特劳斯都在这里如明星般闪耀。

“文明之子——”这个称号对于茨威格来说再合适不过了。但文明也是脆弱的。从回忆录的第八章开始，故事转向抑郁和忧郁，以及对战争、饥荒和难民生活的回忆。故事变得黑暗而残酷，详细写了他在战争期间被纳粹流放时的个人处境和对世界的看法。 “我亲眼目睹了不宣而战的战争、集中营、酷刑、大规模掠夺，以及对毫无防御能力的城市的轰炸。我对欧洲混乱无休无止的火山喷发深感震惊……我亲眼目睹了理性和理性最可怕的失败，这是历史上野蛮主义最伟大的胜利，也是我们这一代精神文明如此高度发达的时代最伟大的道德胜利。从来没有这么低落过。”

战争乌云正在聚集，战火在欧洲肆虐，人类满目疮痍，人类残疾和死亡是最常见的景象。尽管茨威格过着隐居的生活，没有面临战争的直接危险，但他却没能熬过席卷20世纪的纳粹主义黑夜。 1942年2月22日中午，茨威格和他的第二任妻子洛特·阿尔特曼在巴西维罗波利斯的公寓里服用弗洛拉（一种安眠药）自杀。 “在自愿、理智地告别之前，我想履行最后的职责，向巴西这个美好的国家表达最深切的谢意，它给了我休息的地方，为我的工作提供了美好的环境。“我爱这片土地。 “每天越来越多。但对我来说，我成长的世界正在崩溃，我的精神家园欧洲正在自我毁灭。从那时起，我无处可重建我的生活。”茨威在遗书中写道。 “现在我已经60多岁了，重新开始我的生活需要非凡的力量。所以我相信，精神劳动和个人自由可以结合起来，给我带来最纯粹的幸福。把自己视为最重要的人是件好事。”珍贵的东西。”“我是这个世界的宝贝，但由于长期流浪无家可归，我已经耗尽了我的力量，我想最好有时间和勇气结束我的生命。”是吗？是这样吗？

四

2020年春天，我看了茨威格的传记片《圣经》，这是德国、奥地利、法国合拍的。这部电影再现了茨威格在纽约和巴西等地被驱逐和流放的经历。作家茨威格在纳粹银幕上的形象更加直观、真实。

多年前，茨威格像矿灯一样悬在我的头顶，驱散了我周围的深深黑暗，但他自己却在寻找更深的黑暗。我在矿井里开始读《茨威格》，在镇上新华书店的一角，我发现了封面《黎明之前》，上面印着茨威格的脸部轮廓。当我从城里坐公交车回到矿井里的家时，天灰蒙蒙的，路面坑坑洼洼，煤尘从破碎的窗户里如雨点般落下，但书包里的书让我安心。他把它给了我。到矿井上班时，他在六层轮班楼的澡堂里换了衣服，穿上沾满煤尘的工作服，怀里抱着一本书封面上贴的塑料膜。我的工作是给变电站的山洞供电，我在山洞里用矿灯的光照亮书页看书。当我第一次看到《茨威格中短篇小说选》时，我的身心都感到温暖。爱的感觉是无私的、痛苦的、强烈的，触动了我的心。那时，我爱上了一个我无法触及的女孩，那种无望的爱让我对茨威格笔下的超然情感有了更深的理解。这本书陪伴着我度过了黑暗的时光，让我认识了茨威格睿智而痛苦的灵魂。这本书至今仍在我的书架上，并且经历了多次搬迁后仍然完好无损。书页之间有污渍，还有被烟灰熏黑的指印。

我住在一个黑暗而偏远的矿区，但我关注外面的世界。不仅关注国家政治和人民生活，更关注世界局势。这是一个巨变的时代，东德和西德边境的柏林墙倒塌，东欧发生重大变化，苏联解体。剧作家瓦茨拉夫·哈维尔当选为自由捷克斯洛伐克首位民选总统，波兰团结工会领袖莱赫·瓦文萨当选总统，罗马尼亚革命领袖齐奥塞斯库夫妇被叛军逮捕，被枪杀，南非废除了种族隔离制度。当黑人领袖纳尔逊·曼德拉出狱并当选总统时，这些信息就像潮水冲垮堤坝一样击中要害。 1990年寒冷的冬天，当我坐在黑暗的矿井深处的起重机上时，一条信息从遥远的首都涌来。诗人自杀浪潮。社会的彻底商业化和民族精神的荒漠化。

此时此刻，对死亡的思考成为了我灵魂的问题，正如莎士比亚所说：“生存还是死亡，这就是问题。”

当那匹苍白的马再次试图侵入人们的生活时，茨威格的死给我们留下了遗憾，也给我们留下了33,360人如何在这个压迫世界的残酷存在中生存的问题。

与其说茨威格死于精神幻灭，倒不如说他死于对人类未来的绝望。继茨威格、海明威、川端康成、三岛由纪夫、太宰治、保罗·策兰之后，20世纪文学星空中最耀眼的明星陨落了。虽然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心理状态，但空虚、脆弱是这些作家共同的心理特征。自杀也是一个个人问题，与一个人对人生沧桑的看法有关。毫无疑问，茨威格矗立在欧洲文明之中，他是文明的孩子，但文明是脆弱的，当世纪暴行到来时，文明就会被夺走。茨威格在20世纪初的一个漆黑夜晚伤心欲绝地去世。他的死是悲伤和不幸的。这样的情感弥漫在1942年人们的心中，今天读他的人也会感伤。如果茨威格能够以更加坚韧的态度面对生活，我们也许会看到更美好的世界。如你所知，当法西斯主义肆虐全球时，也有作家选择了生存和反抗。在巴黎，同样是在纳粹的铁爪下，萨特和加缪分居并绝望地反抗，但即使是被认为是超现实主义者的博尔赫斯和卡尔维诺也是法西斯分子。当然，抵抗并不意味着殉难，但作为一名作家，我像被关进纳粹集中营的捷克作家伊万·克利马和匈牙利作家凯尔泰斯·伊姆雷一样，用我的思想和写作作为武器，它记录了残酷的管理。当时。美国作家、诺贝尔和平奖获得者威廉·威塞尔，都在集中营的监禁中幸存下来，通过坚持生存下来，写下了杰作，同时也见证了20世纪的悲剧。

这些坚韧的存在也可以在《一个陌生女人的来信》处看到。这本回忆录也描绘了值得尊重的人。这些杰出的人在他们的时代中坚持不懈，本世纪的暴行无法摧毁他们。

赖纳·玛丽亚·里尔克。茨威格在巴黎最常见到他，他们建立了最好的关系。也许没有人比里尔克过着更加私密的生活。他回避一切噪音、吵闹甚至赞美。正如他自己所说，这样的赞扬是围绕一个人的名字所积累的所有误解的总和。里尔克很难找到。他没有住所或地址。他总是在世界上徘徊，无法提前知道自己将去往何处。茨威格去里尔克租来的房子里看望他，那里的花瓶或盆里总是摆着鲜花，墙前总是放着书，桌子上排列着铅笔和羽毛，我也在场。桌子的右角放着一张空白的纸，上面什么也没写，房间里还供奉着俄罗斯东正教供奉的圣像和天主教堂供奉的耶稣受难雕像。无论他走到哪里，这两个图标都伴随着他。他们走在巴黎的街道上。里尔克还拜访了茨威格，并将手稿《哈姆雷特》作为珍贵的礼物送给了茨威格，里尔克就像一位隐士牧师，信守诺言并奉献。他与日常生活、荣誉和利益疏远了。放下世间转瞬即逝的事物，专注于艺术创作，让你的生活成为一件艺术品。茨威格哀叹道： “当我想起这个在我年轻时曾像一颗遥不可及的星星一样闪耀的美好名字时，我不禁在心里产生一个非常悲伤的问题。在我们陷入‘陷阱’的当今时代，这样的事情可能发生吗？” “还会有一位纯粹的诗人致力于抒情诗的创作吗？” ”

在茨威格经常光顾的巴黎Odeon咖啡馆的一角，一个留着棕色胡须的年轻人独自坐着。他眼睛明亮，戴着厚镜片的眼镜，显得非常引人注目。这个年轻人就是詹姆斯·乔伊斯，一位流亡巴黎的爱尔兰作家。当时，他正在写《昨日世界》，在遇见乔伊斯后，乔伊斯借给茨威格他的作品《旗手克里斯朵夫·里尔克的爱和死亡之歌》，这是唯一剩下的样本书。乔伊斯还借给茨威格这部剧《尤利西斯》。 《像我们这个时代的流星一样坠落的《青年艺术家的肖像》的作者告诉茨威格，“我想使用一种超越所有语言的语言，一种所有语言都在其中发挥作用的语言。一种用于写作的语言” ”。

茨威格与西格蒙德·弗洛伊德的相遇也是他永远不会忘记的事情。这是希特勒发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时刻，当战争阴云笼罩欧洲时，弗洛伊德带领茨威格走进他位于伦敦郊区的家中的花园。 83岁高龄的弗洛伊德仍然每天写作，他的作品《流亡者》和《尤利西斯》风靡全球。他的头脑很敏锐，精力充沛。他坚强的意志战胜了一切。克服疾病、年老和流亡。 “即使在黑暗的时代，与一位道德高尚的伟大思想家交谈也会给人以无限的安慰和精神上的鼓励。”茨威格回忆道。

罗曼·罗兰也是茨威格尊敬的作家朋友。他在巴黎国家图书馆的目录卡上找到了12 本关于古典和现代音乐的书籍以及罗曼·罗兰(Romain Rolland) 创作的七八部戏剧。当时巴黎出现了一个奇怪的现象：这三位重要作家并不在当时巴黎报纸上刊登的可能的文学人物的名字之列。诗人保罗·瓦莱里，小说家普鲁斯特。这是我第一次拜访罗曼·罗兰。这是蒙帕纳斯大道附近一栋不起眼的房子，沿着狭窄的五层螺旋自动扶梯上升。罗曼·罗兰为茨威格打开门，把他带进一间狭小的房间。房间里的书一直堆到天花板。简陋的修道院牢房看起来就像照相馆的暗室，但在这里你可以看到世界。

茨威格认为，罗曼·罗兰代表了欧洲的良知。这位因创作《巨人传》（10卷）而获得1915年诺贝尔文学奖的杰出作家，于1944年12月22日去世，享年78岁。罗曼·罗兰曾警告茨威格： “现在是令人警惕的时期，我们更需要提高警惕。那些煽动仇恨的人，根据其卑鄙的本性，比善于调解的人更暴力、更富有。”事实上，第一次欧洲战争可能会在没有准备或不采取行动的情况下爆发。”茨威格在回忆这一珍贵时刻时写道，“我不确定他的感受。在房间里，我感受到了一种人类和道德的优越感，一种内心的感觉。”自由。”“强者不言而喻的自由，不言而喻。” ”